美國大學校園長期以來被視為自由思辨與民主實踐的場域，然而，自2023年10月哈瑪斯襲擊事件引發以色列對加薩的報復性戰爭後，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迅速受到來自政府與社會保守力量的打壓。在這場意識形態與族群對立加劇的氛圍中，一套源自私人公司開發的人工智慧（AI）臉部辨識技術正在成為政治整肅的新利器，特別針對持學生簽證的國際學生。

這類作為無疑挑戰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與集會自由，也預示著一個新型監控時代的來臨。

臉部辨識成了意識形態武器

美聯社日前報導，一名在紐約參與反以色列集會、頭戴面罩與頭巾的女性，因被私人科技公司Stellar Technologies運用臉部辨識軟體NesherAI辨識出身份，不僅姓名與雇主曝光，甚至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公開羞辱。該公司宣稱其技術能「揭開遮臉抗議者的真面目」，並將辨識結果提供給保守派猶太團體如「貝塔爾運動」（Betar），要求將這些國際學生驅逐出境。這種以AI進行群體標記與分類的行為，已超出合理執法邊界，等同於對特定族群或政治立場的監控與打壓。

這類科技監控早有前例可循。正如《社運者與監控國家》（Activists and the Surveillance State）一書所指出的，越來越多國家對異議人士與社運團體監控，越來越多藉由臥底、滲透、臉部辨識等手段結合國安論述，將抗議者標定為「顛覆」、「極端份子」，甚至「潛在恐怖份子」而不需具體證據。

驅逐與拘捕國際學生的背後

2025年3月8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巴勒斯坦裔的哈利勒（Mahmoud Khalil）被美國移民局拘捕，引發一連串對其他國際學生的恐慌。不久後，一名就讀塔夫茨大學、來自土耳其的學生也被拘留。根據報導，哈利勒的名字早已被列在「貝塔爾運動」提供給政府的驅逐名單中。

如同《社運者與監控國家》一書的編者喬德里（Aziz Choudry）指出，這些打壓往往披著「合法」與「國家安全」的外衣，卻實質服務於主流權力的維穩需求。面對大規模的移民拘留與國安名義下的排外政策，外籍學生的身分轉為「預設有罪」的群體，進一步被排除於憲法權利保障之外。《社運者與監控國家》一書中強調：「國家安全從來不是異常現象，而是一種制度性排除與壓制的常態工具」。

告密文化的興起

「貝塔爾運動」與其他保守團體鼓勵校園內部檢舉參與抗議活動的外籍學生，甚至透過Telegram與臉書等平台散播具體操作指南，或是貼文公開呼籲大眾檢舉外籍學生與教職員。這種檢舉、告密文化讓校園變得類似極權體制下的監控社會，學生間的互信關係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猜忌與潛在報復。

喬德里進一步說明，這類不正常的「偽公民監督」往往結合國安、種族與階級的歧視基礎，形成對少數族裔與異議份子的雙重審判。在冷戰期間與「反恐戰爭」之後，這類檢舉「國家敵人」（enemies of the state）的文化已在一些自由民主社會逐漸變得「常態化」。正如《社運者與監控國家》一書所說，國家安全體系甚至刻意製造「告密者在場」的懷疑氛圍，即使並未實際被滲透，也同樣能癱瘓社運組織的內部信任，並且瓦解有效的集體行動。

表達與集會自由面臨壓制

面對當前私人AI技術與國家權力的交錯使用，喬德里警告我們不要將監控視為「例外情況」，而應理解其為「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結構的本質表現」。以本次美國大學校園的臉部辨識與學生驅逐行動為例，顯示「國安」敘事框架下的新興數位媒體正在重構公共領域與異議政治的空間。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些行動正將「抗議」重新定義為「潛在威脅」或「社會不安源」，而不再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這與喬德里書中提及的加拿大與英國警方對女權、環境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的監控案例不謀而合。

民主制度的微型崩壞開始了嗎？

當美國的大學校園變成全面監控的場域，當表達不同政治立場的學生面臨驅逐出境的風險，我們無法再用「個案」的心態看待這類事件。這是一場制度性轉變的訊號，是「科技+政治」複合治理模式下對少數族群、異議者與邊緣群體的的監控與鎮壓。

我們眼前所見，不只是美國政府與AI科技應用對巴勒斯坦聲援行動的打壓，也是一種結構性對言論自由與民主抗議權利的限縮。當學生在自由社會中為人道發聲即可能面臨生命與生涯的風險，這樣的社會究竟還能稱為自由民主社會嗎？我們必須正視此一趨勢，堅守人權與自由的底線。在AI技術被政治濫用的今天，對抗監控與保護多元聲音的努力已經刻不容緩。

信傳媒

圖檔來源 : 123r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