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國大學的招生思路

不論是中國人，還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難免覺得美國大學的招生過程錯綜複雜、使人困惑。中國，以及大多國家都採用簡明直接的大學錄取考試制度。可美國大學卻要求學生提交SAT成績、托福成績（TOEFL，非英語母語留學生需要提交）、一份高中成績單、兩封老師推薦信、一份學校導師報告（提交一次，更新兩次）、個人申請文章、以及課外活動簡歷 。美國大學要求了這麼多材料，幾乎都相當於得到了學生的大腦掃描與基因資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時候，大學們對於學生的錄取結果卻只是簡單地答一句“是”或“否”，不作任何解釋。
 
中國的中產階級家長們認為自己的家庭是全世界壓力最大的。為了幫助孩子準備高考，讓他們能上北大清華，中國家庭不得不大費周折。在學校方面，家長得確保孩子上對幼兒園，有好老師、好同學；課外時間，家長又得花錢給孩子報補習班，請家教，這樣孩子在班裡才不會掉隊。在孩子升初一時，家長得要東奔西走着遞材料、托關係、請吃飯；到了高中的時候，高考壓力之大，導致許多學生甚至顧不上吃飯與睡覺。

較之中國高考，美國包括常春藤大學在內的許多精英學校和私立學校錄取過程主觀性強、透明度低、風險值高。這就意味着，美國家庭同樣壓力巨大——或許更甚。像中國家庭一樣，美國家長需要搬家住進好的社區，並為孩子花錢請家教。像中國學生一樣，美國孩子需要取得漂亮的GPA（績點分）、SAT或ACT成績。可除此之外，常春藤盟校還要求學生“全面發展”。於是，美國學生不僅要備考，還要參加課外活動，比如加入足球隊與辯論隊，並在周末輔導來自弱勢群體的小孩，或是為當地報紙撰稿。所以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多家媒體都報道說，為了不打瞌睡，保持專註，美國的許多優等生都濫用藥物。
 
那麼，美國大學的這種高壓錄取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呢？常春藤盟校當今的錄取制度有何根據，又是從何演變而來的？這一切對中國學生而言又意味着什麼？
 
美國社會學家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寵兒：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招生秘史》(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一書中曾詳細講述過這幾所精英高校不為人所知的歷史。在他看來，歷史上的常春藤盟校原本只是一個針對與精英團體及其後代的小圈子，可是隨着美國經濟變得愈加職業化、技術官僚化、與精英政治化，常春藤聽從了教授們的呼聲，開始提高學術標準並施行嚴格的入學考試。
 
如今的常春藤盟校，較之從前多元化得多，也國際化得多。所以說，如果你是一個出色的橄欖球員，或者拉得一手小提琴，是個優秀的演員苗子，從經驗上來說，你都更有機會進入招生官的法眼，擠進招生率相對較低的常春藤盟校。這些精英學校也願意錄取更多的女性與少數民族，以尋找下一個希拉里·克林頓與貝拉克·奧巴馬；隨着中國在世界的崛起，它們也開始錄取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       
 
在過去30年里，對常春藤盟校招生體制產生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全美大學排名。在一方面，這個年度排名對於常春藤的市場營銷而言可謂是天降福音——在全美國、全世界，那些原本對常春藤毫無耳聞的優等生們，如今都將自己的學術身份與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掛上了鉤。舉例來說，自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宣布哈佛是全美第一以來，申請哈佛的人數翻了三倍。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學校申請人數增多，也跟大學申請的數字化有關。在紙與筆的年代，高中畢業生通常只會申請少數幾所大學，而有了通用大學申請系統(Common App)，他們申請的學校數量有可能翻了一番甚至更多。
 
面對應接不暇的申請信，常春藤找到了一個雙重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法現在也為美國許多精英學校和私立學校所採用。
 
首先，正如美國記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於2001年9月刊登於《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提前決定錄取的喧嘩》(The Early-Decision Racket)一文中所說，常春藤及少數精英學校採取了一種“提前決定錄取”政策，以維護自身的機構利益。在“提前決定錄取”中，學生早在11月份就要申請一所大學。部分大學要求學生做出承諾，如果在12月學生得知他被錄取了，就必須去上這所大學。幾乎提前一年就承諾去上某所大學，這對大多數17歲的高中生而言是個艱難的決定，不過對於很多人來說，提前獲得通知書，這也能讓他們獲得解脫和自由。“提前決定錄取”同時也提高了大學的“收穫率”（最終去上某所大學的學生占該校錄取學生總數的百分比）。這能夠幫助大學提高自身的排名，因為“收穫率”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決定大學排名時最重要的兩項標準之一（另一項是“選拔性”，即得到錄取的學生人數占申請人總數的百分比）。
 
其次，因為“選拔性”在大學排名這場遊戲中如此關鍵，名校招生官的工作從“大門守衛”變成了“拉拉隊長”。在《招生機密》(Admission Confidential)一書中，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招生官蕾切爾·圖爾(Rachel Toor)解釋道，她的職責就是讓儘可能多的學生來申請：
 
“我走訪全國各地，把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煽動得一片狂熱，好讓他們來申請。我告訴他們杜克大學的學術是多麼的優秀，能讓他們在社交方面多麼的開心。然後，到了4月，我們就拒掉他們中的大多數。”
 
常春藤招生官們之所以花大量的時間與金錢飛往中國，在中國高中禮堂開講座，通過Skype面試中國學生，“選拔性”正是原因之一。在常春藤招生官們看來，中國市場是個未開採的金礦。
 
美國還有相當多的學校其招生錄取過程與常春藤盟校類似，在整個招生過程中，保密性是至關重要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錄取結果中，大學們只提供一個簡單直接的“是”或“否”。保密性能掩蓋大學的機構利益。同時，由於錄取過程不透明，即使高分學生或是在藝術與運動方面有特長的學生，也覺得自己沒有十足的把握能進好的大學。正是這種不確定性造就了美國瘋狂的大學錄取文化——申請名校的競爭就像是一場軍備競賽。
 
那麼，如果你是一名中國學生，這對你而言意味着什麼呢？
 
我們的建議：還是別申請常春藤等類似錄取機制的名校了。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