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好學生的懊悔

我上高中時，班裡有些學生十分用功、壓力巨大，有些學生則很清楚付出怎樣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還有一名學生與眾不同，他整天神情恍惚地出現在教室里，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我們遠遠拋在後面。在美國，中上階層那些爭強好勝的孩子們所上的中學大抵如此。
 
我在班裡屬於中等生，天資還行。當時我覺得如果一切都按我設計周詳的計劃進行，畢業時我就能一個不落地實現所有目標，然後我心儀的那所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高校就會向我伸出橄欖枝，拿到這個最終成績會讓我的老師驚嘆不已，或者至少留下深刻印象。

這樣的腔調可能會讓人感覺這我又一個乾癟的“X一代”（指嬰兒潮過後，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出生的美國人——譯註），在激動地揮動着一根中年人的手指向“零零後”的孩子說教。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多年後才學到的教訓：成績太好的孩子學到的東西往往比別人少。更清楚地講，我所說的成績好的孩子與那些先天出眾或後天培養的人才是極為不同的，與那些志向遠大的精英也是極為不同的。這些孩子既不具備前者出類拔萃的資質，也沒有像後者一樣付出過超越常人的努力。他們只是按照外界的期望做事，僅此而已。
 
拿我來說，仔細研究了《菲斯克大學入學指南》(Fiske Guide to Colleges)和《大學入學內部指南》(The Insider’s Guide to the College)後，我按照自己所選的那所常春藤大學的要求，計算了綜合素質中關於在特長和全面發展的精確比例，然後努力讓自己接近這個比例。當然，我以標準化考試為學習目標，但我不會去上大學理科預修課程（因為不一定能拿到“A”）。到了中學的最後一年，我精心圍繞着熱播劇集《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和打工的時間來安排選修課程，這樣我每天下午一點就能放學，然後回家看電視。
 
上了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後，我仍然堅持這種做法。這所大學沒有核心課程，其教育結構極其適合我的最低付出準則。不想上理科？那就不用去，而且可以把數學置於腦後。作為一個不求甚解的半吊子學生，我避重就輕地選了那些我感興趣而且能拿到高分的課程。
 
風險平衡理論認為，你可以把遊樂場變得更安全，但這只會讓孩子做出更危險的舉動。人總是能找到打破限制的方法，不論是自主的還是被迫的。就我的情況而言，我有些坐不住。作為五音不全的無神論者，我參加了唱詩班。我還加入了女子英式橄欖球隊，雖然接球讓我感到害怕，遭到對手擒抱更是讓我魂不附體。但參加這些活動不涉及什麼“重要”決定，比如我的學業成績和我畢業後的發展軌跡。
 
如果你渴望成功而又知道怎樣去獲得成功，那為什麼還要進行不必要的嘗試呢？為什麼要冒失敗的風險呢？
 
研究表明，這是因為犯錯誤會讓人真正學到東西，知道哪裡不對以及如何糾正。成績優異但頗感迷茫的新高中畢業生正越發認識到，並不總是表現良好，或並不總是有人說自己表現良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最近，歷史學家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兒子、中學英語教師小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 Jr.)簽了一份協議，內容是以他廣受歡迎的畢業典禮演說為基礎撰寫一本書。他的這次演說名為《你並不特殊》(You Are Not Special)，在YouTube上點擊率很高。麥卡洛在其中講道，如今年輕的高中畢業生想要的是 積累讚譽，而不是真的提高學識：“他們的想法是，這能給我帶來什麼？”從宣傳語中可以看出，這本書的主旨是“生命是一場需要完全體驗的偉大冒險，而不是一份需要逐項完成的任務清單。”
 
讓自己遠離挑戰、失敗和有意義的獎勵，這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而現在把孩子們同這一切隔離開來的則是整個體制。家長的過度溺愛、學校的高分至上和容不得半點錯誤的大學預科體制（除非所犯的錯誤能成為大學申請書中博取同情的素材）——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允許那些有抱負的孩子們去冒失策的的風險。他們不容有失，更不用說把下午的時間用來看肥皂劇了。
 
時下，在各個層次，完美的孩子們都在完成着各項任務。去年，曼哈頓的一所學前班傳出這樣的消息，一名12歲神童拿到了大學入學通知書——12歲！這所學校真是讓人夢寐以求的地方。家長們低聲說：“她怎麼做到的？”答案同樣口耳相傳。這個孩子的母親解釋說：“你讓她跳的時候，我女兒不僅會跳，而且還會問，‘要跳多高？’”
 
我不懷疑這個孩子將來會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假如她不想成為雜技演員呢？在她沿着求學之路向上攀爬的時候，她爭先創優的慾望會不會減弱呢？
 
我認識一位小說家，她教別人怎麼進行個人化創作，聽課的通常是年齡較大的的學生和正在接受繼續教育課程學習的新移民。這位小說家把這些人同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精英進行了比較。在她教的所有班級中，第一堂課都是從練習開始。學生之間相互問對方5個個人問題，然後再問老師同樣的問題。這種交流有助於創造一種融洽氛圍，而這種氛圍對寫作學習班很有利。而在衛斯理安大學，第一個舉手提問的學生卻說：“你對我們這個班有什麼期望？”
 
成績良好的學生生活在一個高風險世界中，在這裡拿到“B+”就相當於失敗，而失敗是不允許的。所以，當他們越來越多地靠作弊寫論文和通過考試時，你會感到驚訝嗎？紐約市著名中學史岱文森(Stuyvesant High School)以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大規模作弊事件表明，為了維持表象，學生們越發願意向標準妥協。同時，這些學生並沒有在課堂上學到應該掌握的知識——或者，他們學到了一些和教學內容大相徑庭的東西。
 
我對這個問題的頓悟——其實更準確地說是對自己以往想法的背棄——發生在大四。當時我正在桂格燕麥公司(Quaker Oats)面試，向他們解釋為什麼我想在那裡工作（這和鬆脆漿果有關）。突然，我從遠處看到了自己。這就是我上大學的目的嗎？我的寫作夢、我的公眾服務夢都到哪裡去了？最後，我突然話鋒一轉說，“對不起，我弄錯了，實際上我不想在這兒工作。”然後，我就走了出來。
 
在那一刻，我發現我得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我原來並不知道自己想做這樣的事——不，實際上是我不想做的事。我得脫離原來的軌道，我曾回答過自己是誰和自己想要什麼，而現在我要徹底反思此前的每一個答案。我要做的事很可能會把我弄得很慘，最終可能成為一個可怕的錯誤。
 
在那一刻，我決定在地圖上挑一個我絲毫不感興趣的國家——一個有着不同宗教、不同種族和不用語言的國家。這將是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一個不需要我像往常一樣孜孜不倦完成既定任務的地方。
 
幾天後，我買了一張單程票，目的地是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城市。
 
從那時起，我才真正學到了一些東西。

Pamela Paul是《紐約時報書評》的專題編輯和童書編輯。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11月4日。
翻譯：Char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