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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以抛弃孩子为代价移民美国，你愿意吗？
時間:06/2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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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移民政策快速收紧的当下，伊丽莎·格雷戈里在展览《证言》中邀请十二位移民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了更多理解彼此的可能。
越战老兵、韩国弃婴和中国留学生十二位美国移民的故事
采访并文 / 吴永熹
供图 / 伊丽莎·格雷戈里
编辑 / 赵嘉慧
墨西哥裔女孩阿尔玛跪坐在旧金山家里的床上，直视着镜头，目光直接而诚恳。她身材丰满，有一头闪亮的黑头发和大大的黑眼睛，涂着深色口红。她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海报上用哥特字体写着：我的棕色皮肤就是我的王冠。
阿尔玛在旧金山的家里。
阿尔玛是四岁时随父母亲跟一群人非法越境来到美国的。他们在索诺兰沙漠里跋涉了两天一夜，一路上要战胜饥饿、干渴，还有其他种种不可预见的危险。走着走着，阿尔玛的裤子上就粘满了狐狸尾巴，她对母亲哭：我走不动了。母亲说，那你就把裤子脱下来吧。于是阿尔玛就光着双腿，只穿内裤在沙漠里行走。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你搞不清楚什么样的虫子或小蛇会从沙子里钻出来爬到你的腿上。但对四岁的阿尔玛来说，什么都比狐狸尾巴扎在腿上的感觉强。阿尔玛对摄影师伊丽莎说，后来她常常会觉得很羞愧。初中时一个同学管她叫“湿背人”（美国人对［尤指墨西哥］非法越境者的蔑称），她不知道如何回击。要在许多许多年以后，她才会在心里想，我知道很多这么做的人都没有活下来，我为我过去的挣扎骄傲。
阿尔玛是艺术家、摄影师伊丽莎·格雷戈里一个有关移民的图文展里的采访对象，展览的名字叫《证言》，于今年四月至七月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
《证言》展览现场。供图 /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在展览中，伊丽莎邀请了十二个移民分享他们的故事。这些人中有80岁的越战老兵，有危地马拉的人权受害者，有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韩国弃婴，有在硅谷工作的欧洲“世界居民”，也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伊丽莎来到每一个受访人的家里，倾听他们的故事，然后为他们拍下照片，也拍下对他们有着重要意义的私人物品。展览中，大幅照片旁边配上一小段从访谈中截取的文字，更长的访谈文字则结集成册子在展馆里免费发放，好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的故事。
快速收紧的美国移民政策
旧金山长大的伊丽莎在六岁时第一次意识到“移民”这个概念。一直以来，旧金山都是一个移民城市，伊丽莎的班里也不乏其他肤色的同学，但她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和自己有什么不同。六岁时，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母亲对伊丽莎说，伊丽莎，你为什么不去和那个新来的小女孩交朋友呢？这个小女孩一家刚从印尼搬来，她的父亲是美意混血，母亲是华印（尼）混血。
这是伊丽莎第一次意识到他人和自己的“不同”——一个新来的女孩来到了自己的班级，她来自一个不同的国家，说着一种与自己不同的语言，母亲想让伊丽莎帮她在这个新环境里有一种受到欢迎的感觉。
许多年以后，关于差异、社区与融合的问题成为伊丽莎长期思考的方向。她在拉丁美洲拍下当地人的生活，在墨尔本拍下来自全世界的移民，也将摄影机对准自己在旧金山的一大家人。
历史上，旧金山一直是许多移民进入美国的第一站，是美国移民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同时，旧金山与美国移民政策的起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1848年开始的“淘金热”起，大量外国劳工涌入旧金山，尤以华人劳工为甚。1882年，加州持续扩张的排华情绪最终演化成了《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案》，俗称《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单一种族的限禁入境法案，直到1943年才得以废除。
进入20世纪，因与墨西哥邻近，加州成为墨西哥移民最主要的聚集区，其中不乏非法越境者，这些人在旧金山、洛杉矶的餐馆、加油站、家政服务业打工，成为当地社区经济生活重要的一部分。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多次试图主导推进其在竞选期间立下的重大承诺：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同时还颁布了“禁穆令”。美国的移民政策正以可见可感的幅度快速收紧。
伊丽莎和《证言》图册。摄影 / Jenny Zhou
伊丽莎做本次展览的想法是在2015年参加亚洲艺术博物馆一个活动时种下的。那时候，特朗普还只是一个喜欢在真人秀上博人眼球的房地产商，在伊丽莎看来，那时候美国关于移民的讨论态度是比较宽容的。
当时，亚博请了十位活跃在旧金山移民服务领域的人士来和观众现场交流，其中有人权律师，有儿科医生，也有社区活动领袖。他们被安排在亚博的大舞厅里，每人坐在一张桌子前，观众可以自由移动去和每一个人交流。观众有许多自身是移民，也有对移民问题感兴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伊丽莎就想，为什么不专门做一个和移民有关的项目，请移民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在她看来，作为传统移民城市，靠近硅谷的旧金山算得上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地方，和美国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对移民的接受度比较高。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某种政治正确的“包容”，或者说“尊重”，人们反倒不愿意去提问，不愿意去倾听别人的故事了。旧金山人善于“融合”，却不善于理解他人的不同。他们变成了伊丽莎幼儿园里的那些同学，尽管肤色不同、长相不同，却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不问来处。
不过，当你不愿意去理解别人的不同的时候，又怎么谈得上真正的接受？反过来，当一个人无法向别人表述和解释自己的不同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感觉自己被接受了？伊丽莎想要创造一个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舒服地、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故事。
受辱与分离，“融合”并不容易
中国留学生黄紫豪是在做义工时认识伊丽莎的。黄紫豪是广东佛山人，普通话之外还会说粤语。在旧金山大学读大二时，紫豪加入了“华人新移民服务中心”，在那里他的语言优势很有用。
来美国之前，紫豪对加州的想象就是阳光、海滩和比基尼美女，到了旧金山才发现那里不仅风大、雾大，夏天还很冷，而最大的困难还是要怎么融入新环境。在紫豪的印象中，他刚进大学的第一天就被同学侮辱了三次。不在美国长大、没看过美国同学从小看的电视、没听过他们从小听的歌，美国同学讲的笑话黄紫豪有时候完全听不懂。
渐渐地紫豪就不和他们来往了，变成了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和大陆来的学生一起玩，台湾学生和台湾学生一起玩，日本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玩。“融合”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最让紫豪难以适应的文化差异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在中国，人和人的距离显得很近，亲戚朋友过问私事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身边人愿意提建议；但在美国就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自己不主动要求就没有人过问。紫豪举例说，在旧金山大学，学校里再重大的活动都是静悄悄贴个公告就了事了，如果你不想去，没人会来烦你。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让紫豪觉得很难适应，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一个人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当然，要是跟以人权受害者的身份来到美国的尤莉比起来，紫豪的遭遇可能就没什么大不了了。虽然在伊丽莎看来，选择拍摄对象的标准不应该是“比惨”，“惨”也不应该成为影响移民官决定的因素，然而在现实中，不管是艺术家、移民官还是普通民众，都难免容易被那些更曲折、更“惨”的故事打动，激发起同情心。
九岁那年，尤莉的母亲抛下她和三个弟弟偷渡去了美国。这已经不是母亲第一次偷渡了。第一次是在十年前，那时候母亲十八岁，是外婆花了一大笔钱找人把她送到了洛杉矶。本以为花了大价钱以后就能源源不断地收到汇款“值回票价”，没想到女儿没多久就一个人跑回来了——她不喜欢美国，不喜欢洛杉矶。母女矛盾就此种下，外婆不让母亲进家门，母亲只好跑到当年送她到美国的男人家里去住，很快就怀了孕，又犯了在外婆那里以及在危地马拉社会的第二宗罪：生下了一个女儿。
贫穷最终让尤莉的母亲又一次踏上了赴美之路，这一次她带上了自己存的一大笔钱，好让旅途更安全一些。尤莉记得母亲离开的那一天她感觉很奇怪，虽然母亲什么也没有对她说，但空气中却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她的心里有什么在刺痛，虽然她说不出那是什么。
“我的成人生活就此开始了。”尤莉在伊丽莎的访谈中说，“我要负责照顾我的三个弟弟，其中一个在我母亲离开的时候只有一岁。他就像是我的儿子。我没办法把我对我自己女儿的爱和我对我弟弟们的爱区分开来。”
母亲走后很少和他们沟通，但是会每月一次往银行寄钱。每月一次外婆会带他们姐弟去城里的银行取钱，然后带他们去一个叫Pollo Campero的饭馆吃饭。这一天是祖孙五人的节日，为了这一天他们从前一天晚上就不吃饭了。
尤莉在家中。
十五年后，尤莉面临和母亲同样的抉择。一天，尤莉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移民局的信，告知他们姐弟四人将能够以合法身份移民美国。尤莉不知道，母亲在非法居留美国期间被同居的一个男人虐待，险些丧命。母亲的遭遇换来了合法居留美国的机会，并被允许帮助自己的四个孩子来到美国。那时候尤莉刚刚生下一个女儿，移民文件里没有包括她的女儿。
“只有一个母亲才能理解丢下自己孩子的那种痛苦”，尤莉对伊丽莎说。也许在收到母亲消息的时候，成年的尤莉又变回了一个小女孩，她说她想见母亲，想拥抱她，想要告诉她自己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也许合法移民美国的诱惑实在太大，没有危地马拉人能够拒绝。也许如果她和伴侣的关系更好一些，更幸福一些，她就不会选择离开。但是不管怎么说，尤莉离开了，想着“如果不成功”，她还可以回去。母亲当年不是也回去了么？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尤莉惊讶地发现她比自己印象中要“小”得多。她想象中会见到一个高大的女人，没想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比自己还要瘦，还要矮。那是因为母亲走的时候尤莉还很小。她开始慢慢地学习和这个陌生的女人相处，学习叫她“妈妈”。
但作为一个母亲，在美国的每一天都让尤莉备受煎熬。她是在女儿快三岁的时候发现异常的。为了搞清楚真相，尤莉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回到危地马拉，她发现前夫对女儿不好。三年后，为了和前夫打官司，她在危地马拉停留时间过长，失去了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机会。
伊丽莎没想到尤莉会对自己说这么多。在伊丽莎看来，尤莉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在听她讲述时你却只会看到她的坚强和善良。“而且她极其聪明，她说话时就像一个作家。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讲故事的人。”伊丽莎对谷雨的记者说，“我接触的每一个人都给了我巨大的善意和慷慨。坐在他们每个人的家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份巨大的礼物。这是这个项目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用更平等、更富有人性的方式认识彼此
当我们提到“移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在伊丽莎看来，“移民”这个词常常被当成了一种修辞，用来指代某个主流社会想要排除在外的群体，或是人们因为某件事想责怪的群体。在她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常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将他人划分等级，他们在意社会地位、在意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只不过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本身就被缩减成了符号。
“我想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想提醒人们我们都是人。我想为他们重新介绍彼此——作为完整的、复杂的、矛盾的生物。我想要让人们以一种更丰富、更平等、更富有人性的方式去认识彼此。”伊丽莎说，“从那里开始，再去提问，我们探讨移民和移民问题的方式可以做出怎样的改变。”
上高中的时候，阿尔玛在学校的建议下去看了心理医生，那一年她的父亲被遣返回墨西哥。父亲一直对阿尔玛十分宠溺，父亲被遣返让阿尔玛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她常常和同学打架，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一开始阿尔玛对看心理医生很抵触，觉得只有心理不正常的人才会去看心理医生，但是医生告诉她，她并没有不正常，她只是需要将她的问题说出来，这样她才可以理解它们。后来医生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当阿尔玛将自己的问题一点点倾吐出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也在一点点地获得理解。她的愤怒逐渐减退，她变得重新相信他人了。
这个时候阿尔玛还加入了一个叫“女性和少女抵抗暴力家园”的组织，在那里，阿尔玛开始懂得了要去接受自己的经历，她开始学习她的玛雅人祖先的文化与成就，并引以为傲。她开始将那次穿越沙漠的旅程看作自己生命中的里程碑，并时常提醒自己，这次成功的旅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是怀抱着希望和勇气完成的——就像她床上的标语所说的那样，她的棕色皮肤就是她的王冠。
阿尔玛的纪念册，里面都是关于墨西哥文化的内容。
对留学生黄紫豪来说，变化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的。经过了第一年的适应期，紫豪渐渐开始习惯美国人不过问别人私事的处事方式，他认识到这恰恰是出于尊重，因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做判断和做决定的能力；只有在他人主动向自己寻求意见和帮助的时候，才是关心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如今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紫豪很喜欢在美国的生活，因为没有人会评判你，身边人也很少会打扰你的生活。
当然，身处异国的孤独感也许永远都无法消除。紫豪说他最后还是会回到中国，因为他在美国找不到归属感。当感觉低落的时候，他会去中餐馆吃饭，这样他的感觉就会好一些。他说正是像这样的小细节在提醒着他，他是身处异国他乡。好在有一个故乡永远都在等着他。
中国留学生黄紫豪。
现在尤莉把女儿带在了身边，最开始女儿不听话，也不愿意叫她妈妈。和阿尔玛一样，尤莉也去寻求了心理医生的帮助，是母女俩一起去的。此外她还得到了现在的丈夫以及其他妈妈的帮助。他们会带女儿去跳芭蕾舞、踢足球、游泳、学空手道。“我努力让她的每一天都被爱、玩耍和宁静填满。”尤莉说。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尤莉终于感觉到女儿慢慢表现出一个健康孩子的状态了。女儿似乎忘记了许多曾经的伤害，如今变得活泼好动，喜欢分享，也交了几个好朋友。尤莉终于放了心，因为她相信女儿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了。
在采访的最后，尤莉特别感谢了伊丽莎和谷雨的记者给她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说她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希望别人不要重复她的“失败”。不管她的过去算不算失败，如今她都已经走在了成功的路上。
“我相信他们的故事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伊丽莎说。《证言》展出后，有许多陌生人找到伊丽莎，说出了自己的故事。亚洲艺术博物馆里放了一些卡片，观众可以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观展感言，平时这些卡片要么无人问津，要么人们会出于义务感写下几句没什么实质内容的话，但这一次，人们在卡片上写满了精彩的故事。
《证言》展览现场留言字条。供图 /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个项目就是想给人们空间和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想我们做到了。”伊丽莎说。
好的展览能给人正面的激励
谷雨：你说上大学以后，开始对不同人的文化身份感兴趣。这种兴趣是怎么一步步加深的？
伊丽莎：上大学以后，我开始在美国的不同地方旅行。我开始对“文化身份”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我意识到，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非常少，非常缺乏。我意识到关于人们的经验是怎样形成的，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这不仅仅是我自己，我身边的许多人对他们周围的人都不够了解。不管是在不同阶层、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等级的人之间，还是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隶属不同小社区和亚文化圈的人之间，人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却过着平行的生活，有着许多隔阂，对彼此的理解存在着许多鸿沟。
之后我开始做艺术，不仅是想帮助人们彼此理解，还希望创造一种氛围，让人们觉得可以彼此对话、向对方提问，让人们觉得可以去向别人讲述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事。
谷雨：在这个项目中，你将摄影和文字结合，对每个拍摄对象都做了比较深入的访谈。不过这些访谈长短不一，最后呈现出的结构和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是口述，有些是问答的形式。是怎么决定要采用这种形式的？
伊丽莎：十年来，我渐渐发展出了一种工作模式，每做一个项目，我都希望创造一个结构，让每个人都受到平等对待，但同时允许他们的特殊性浮现出来。所以在和每一个人接触时，我都会和他们商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做什么，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可以对任何不想配合的地方说不。
在这个项目里，我对每个人都做了访谈，因为你想要讲这些人的故事你就需要先知道故事是什么。我只是帮助观众获得这些故事的工具，所以我需要做的只是先去倾听。至于呈现形式，我试验过非常短的文字的形式，还有短音频、短视频的形式，但出来的效果都不如长文字好。最后我们是在展馆的墙上放了几段话，然后将更完整的访谈做成了一本书。
谷雨：你总是喜欢在人们的家里为他们拍照。你好像对人物和他们身处的环境的关系很感兴趣，对吗？
伊丽莎：在拍照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人物和环境之间有某种关系，我希望这种关系是有意义的。我不希望把一个人随意地放在一个和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什么毫无关系的环境里。我们知道，当你在拍照的时候，你肯定会将拍摄对象平面化。当拍摄对象是人的时候，这种平面化是在许多种层面上进行的，不仅是物理上的，还有时间上的，因为你只是截取了某一个瞬间。所以，当我在一个人自己家里、或是在一个对他们有意义的环境里为他们拍照的时候，这些照片就可以展现多一些信息，在我看来也会更有趣。
谷雨：《证言》里的这些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下的，是在采访全部结束之后吗？
伊丽莎：是的，我会先做访谈，这个过程会持续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然后我才拍照。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和你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对拍照这件事觉得舒服。很多时候拍肖像照都是要让对方觉得温暖、觉得舒服。
谷雨：你觉得《证言》这个展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伊丽莎：我觉得每当人们接触到一个传达了善意、同情和人的复杂性的展览时，人们都会觉得受到了正面的激励，会让你觉得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同时会让你反思你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的其他许许多多的媒介，你会去反思你接触到的信息。
《证言》的创作者，伊丽莎·格雷戈里。
如今我们身处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呈现彼此——不管是通过艺术、广告还是机构宣传的形式。好的展览会让你拥有更好的反思能力。这不只是说我的展览，而是说任何人的作品——每当你在一个展览空间里做这样带有公共价值的作品时，你就给了人们机会去谈论那些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
我第一次做关于这个展览的讲座时，好多人来到我身边，讲了无比精彩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视角和情感体系都是那么的不一样，那么的个人化，让我无比感动，也非常惊讶。我想这个展览给了人们这样一种空间，去谈论自己的想法、情感和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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