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跟踪了88个家庭后，她发现，这三种能力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阶层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就是母亲的妊娠期。”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学区房、兴趣班，为了让孩子能够从小获得最好的教育机会、最好的成长环境，无数家长绞尽脑汁、力争上游，只为成为孩子人生马拉松的称职 “代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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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热映的印度电影《起跑线》，就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个世界性议题上。

白手起家服装店老板拉吉和妻子米塔试图跻身上流社会，为了女儿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尝试托关系走后门、获得神明保佑，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使用非常手段，想尽办法追逐高耸的入学门槛。

这部电影上映后引发了社会热议，因为影片中拉吉夫妇的对话阐明了普通家庭重视教育的根本原因——好的教育会给孩子带来竞争优势，是爬上更高阶级的必备条件。

这也和中国人理念中的“起跑线”不谋而合，可见天下父母都是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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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少中国家长而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不仅仅是为人父母的一份责任，更成为了追求更高生活的一种信仰。

但决定未来孩子发展的根本原因真的来自于家庭的经济资本嘛？在这个问题上，或许美国社会的经验和反思能够引发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理念就来自于《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Class，Race and Family Life）这本书，这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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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和她的研究团队，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前后断断续续地采访了88个家庭，着重跟踪观察了12个不同阶层的美国家庭后发现：

孩子的阶层并不与家庭的经济资本直接相关，而是和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

一个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同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到孩子未来的成就。

而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就在于：不同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是如何将家长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传递到儿童身上的。

根据安妮特·拉鲁团队的研究，他们把各个家庭按照社会类别进行了分类，一共是两大类，分别是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

在不同的两类家庭之中，父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是迥然相异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家庭教育规划的不同；

2. 家庭沟通方式的不同；

3. 与权威交流方式的不同；

简单来说，现有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体现在家庭文化上，而另一方面，内化了的不平等又会导致和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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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到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长会主动评估，并有针对性地培养孩子的天赋和技能，为孩子精心安排大量的课外活动，且这些课外活动大多都是由成年人组织的正规化活动。

孩子过着规律的、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课余生活，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意味着他们能够掌握相对应的活动能力，比如音乐可以提高孩子的审美情趣，优化思维品质等等......

相对应的，这样教育下的孩子生活丰富、见识更多、对团队生活和团队协作规则也更加熟悉。

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能够更好地掌握日后在公共机构工作可能用到的技巧，比如团队合作、竞争精神、与人协作等等，并很早地就学会了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以适应忙碌的生活节奏，这对未来的职业生活很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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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们，他们的课余生活更加自由，参加活动的正规程度也越低，同时，由于来自的家长的约束较少，孩子拥有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很多，他们可以自己灵活地选择活动和玩伴。

这样的教育方式导致的最直接的差异就是：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综合能力更强，而工人家庭的孩子，则比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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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家庭教育孩子的第二个不同点就在于沟通方式的不同。

在中产家庭中，父母会花一定的时间在家庭讨论上，父母与孩子之间进行平等地交流，沟通的范围包括日常生活、学业表现等等方面。

中产家庭采取一种对话的方式，而不是父母的单方面输出，这样的对话伴随着协商讨论、讲道理、鼓励孩子自由发表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反驳成年人的话，最重要的是，学会拿出理由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通过这样的平等沟通，孩子们学会了如何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学会了如何利用逻辑思维说服别人，他们的认知能力以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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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在工人家庭中，父母并不会尝试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家长对于孩子的态度是单方面发号施令，营造出不对等的沟通关系。

家长们高高在上，不容置疑，而孩子们往往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不敢挑战权威。即使孩子用激烈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父母也没有意识去引导孩子说出理由，导致他们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不善沟通。

这对孩子人格的塑造也会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听从指令，而不是主动思考，积极沟通......

总之，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语言被当作表达观点的工具和沟通问题的桥梁，而在工人阶级家庭中，语言只被作为日常生活交往的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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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家庭面对公共机构的方式和心态也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家庭与公共机构之间的互动，中产阶级家庭要比工人阶级家庭频繁得多。

中产阶级的父母会更多地寻找机会，参与到与孩子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学校、医疗等公共机构的互动中，较多地与孩子的教师、医生等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时刻准备着为维护孩子的合法利益而对公共机构进行干预。

这一点在面对学校时也更加突出，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面对学校老师等“权威”时，会显得更加自信，他们往往能够代表孩子向学校提出相对应的反对意见和干预措施，并训练孩子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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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工人阶级家庭的家长对学校更多的是依赖，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学校为孩子全权负责。而当他们发现学校教育与家庭养成的习惯存在矛盾冲突，就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并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使得他们在与权威进行沟通时，具备足够的说理能力和平等沟通的能力。

而工人家庭的父母往往受教育程度有限，使得他们往往没有自信或缺乏能力去干预公共机构的决策。

不同的态度也会给孩子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前者的孩子会潜移默化出“一种气场”，他们懂得如何与权威平等相处，如何巧妙地向权威提出意见或建议，以做出利于自己的决定。

而后者的孩子，惧怕与权威交流，甚至抵触权威，很难找到适宜的沟通方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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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面三点差异和不同的家庭现状，拉鲁将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方式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将工人阶级家庭的教育称作“顺其自然的成长”（natural growth）。

但家庭生活是复杂的，两种文化逻辑不是泾渭分明，两种教育方式也是各有利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能更加冷漠自私，习惯了被规划的生活，过多依赖父母的决策；而工薪阶层子女可能更快乐、更独立，和家庭成员更加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