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学生阅读新书：从参加集体活动到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作者简介：

罗伯特·帕特南： 1941 年生，美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学家，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06 年荣获政治学界最高奖约翰·斯凯特奖，且为 2013 年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得主。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目前著书 14 部，被译为 20 多种语言，在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领域均做出过卓越的原创贡献。代表作《让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是过去半个世纪引证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其新作《我们的孩子》更是在中产父母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畅销书。多年来，他担任过多届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统以及多个国家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其学术思想也激发了全球范围内草根社会运动的勃兴。

译者简介：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祝乃娟，《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部总监

刘波，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

张孜异，Mergermarket 金融研究员

林挺进，香港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南京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郑寰，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参政议政研究中心研究员

书籍摘录：

第 1 章 思考美国的社会变化（节选）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宾西法尼亚州的格伦谷（Glenn Valley）桥牌俱乐部是在何时、因为何种原因解散的，尽管在 1990 年的时候，这个社团仍有大约 40 个成员会像 50 多年前一样定期凑在一起打打牌。在阿肯色州的小石镇，塞托玛俱乐部（Sertoma）也经历着同样的窘境：在 80 年代中期，每周会有大约 50 人来参加午餐会，策划活动项目来帮助聋哑人，但十年之后，却只剩下 7 个人经常出现。

在弗吉尼亚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分会罗诺克（Roanoke）自从 1918 年以来就是民权运动中的积极力量。但在 90 年代里，其会员人数从 2500 人减少到了几百人。在 1998 年的 11 月里，激烈的总统竞选只吸引了 57 名会员前来投票。布莱克市的议员卡罗尔·斯旺（Carroll Swain）悲观地表示：“现在的人们都只顾自己，除非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否则他们才不会抬起头来看看周围。”在伊利诺伊州，一个位于芝加哥蓝领郊区伯温（Berwyn）的 VFW Post 2378 社团一直在为当地的退伍军人奔忙于“家外有家”项目，为社区邻里提供某种工人的乡村社团服务，替它的会员举办婚礼宴会和同学聚会。不过，到 1999 年，其会员却大量减少，这使得该社团连支付黄页上的税金都捉襟见肘。虽然这个地区居住着大量的越战、后越战时代的退伍军人，VFW负责会员管理的总监托姆·科赛尔（Tom Kissell）却表示：“现在的人们都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了。”

达拉斯的慈善团体以前每个星期五早上都会聚在一起做针线活，互相串门，这一习惯已经持续了 57 年。但是， 1999 年的 4 月 30 日这个社团却举行了最后一次活动。当时，这个组织会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 80 岁，其最新的会员是两年前加入的。社团主席帕特·迪拜克（Pat Dilbeck）说：“我觉得自己像在一艘沉船上面。”就在三天之后，在其东北方向 1200 英里外的地方，华盛顿瓦萨校友会卖完了它的第 51 本同时也是最后一本年册，而他们本来希望能够卖出 10 万本来募集到更多资金，以赞助当年的大学奖学金。联会主席艾里克斯·梅尔森（Alix Myerson）解释说，参加年册销售计划的志愿者都已经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身体并不好，但找不到其他人来代替他们。同时，位于波士顿北部的图克斯伯里纪念中学（Tewksbury Memorial High School，TMHS）在 1999 年秋天开学时，为乐队仪仗队新购置的 40 件崭新制服仍放在储藏室里，因为只有 4 个学生报名参加。TMHS的乐队指挥罗杰·维特西（Roger Whittlesey）回忆， 20 年前，这个乐队成员超过 80 个人，但随后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在 20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全美成千上万此类社会团体都面临着相同的遭遇。

在过去并没有那么多老会员退出——至少不会比通常认为的因年龄更替而带来的会员衰退那样迅速。但社团组织已不再像以往那样继续有新成员加入，以实现更新换代。社团组织的领导人对此感到困惑。一直以来，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其组织和当地传统有冲突，所以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此改革社团。这种下滑之所以令人不解，乃是由于社团会员和活动在以前曾长期源源不断地稳步增长。

事实上，在 60 年代，美国社团组织迎来了扩张的时代，除了大萧条造成了一段公民活动的枯竭期，他们的活动逐年暴涨，不仅有勤勉的公民园丁培育，还有不断增长的资金和教育程度给予灌溉。每个社团的会员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

此外，美国人的悠闲时间也比较多。 1958 年，芝加哥大学对休闲时间的调查指出， “对美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人的时间太多。”这种说法在同苏联军事对峙的年代是十分醒目的。《生活》杂志警告美国人说，时间自由带来了新的挑战。其 1964 年 2 月号的头条标题是“美国人时间一大把”，“未来的任务：如何轻松生活”。

事实上，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既有工具又有知识来创造自己所想要的一切。尽管仍有宗教上的束缚，但很多迹象已经表示，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美国人不仅蜂拥进保龄球社团和园艺社团，他们也愿意承担起数不尽的社区义务，改善当地的路面状况，修建垃圾站，监督公务员。

富有公民精神的二战一代，如同其代表者约翰·肯尼迪在他就职演说中所声称的那样，我们接过了领导者的火炬，不仅要在国家最高职位上履行好义务，也要在全国的小城镇里恪尽职守。政治科学家罗伯特·E.兰恩（Robert E. Lane） 1959 年在总结了多份研究后写道：“全民中政治活动家的比例，甚至男性公民中政治活动家的比例在过去 50 年里已经大大增加。”在 60 年代末，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维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在报道中说：“美国人的参政热情比任何时候都高，人们有更多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政见。”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投票，也变得越来越普及。从 1920 年妇女获得投票权到 1960 年，投票参与率每 4 年就提高 1.6% 。主流政治学家认为，照这样下去，到 1976 年美国建国 200 年的时候，投票率达到 70% 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还将可能继续上升。

到 1965 年，美国人对公共生活的热情开始明显增加。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在 10 多年的时间里，愿意让自家孩子投身公共事业的家长人数增长了近 2 倍。尽管这个数字在全民中的比例只有 36% ，但却已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人对社区信心倍增。同意“多数人值得信赖”的人数比例从二战时期的 66% 上升到了 1964 年的 77% 。

其实，五六十年代算不上什么“黄金时代”，尤其对那些因种族、性别、社会阶级或性取向而受过歧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和社会性别歧视尽管趋于减少，但还是颇为常见和令人无法容忍，歧视行为屡见不鲜。那时，只有瑞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关注到了环境破坏的问题，贝蒂·弗利丹（Betty Friedan）还没有解析女性身份的奥秘。农村贫困问题还没有受到全国媒体的重视。衡量公共健康的指标——婴儿死亡率，在 1960 年为 2.6% ，黑人婴儿为 4.4% ，比 20 世纪末高出了近 4 倍。《生活》杂志中的美国曾经是一个白人、异性恋、新教徒、舒适、男性化（至少在公共领域是这样）的社会。社会改革家们有着适合他们的工作。然而，在现代美国社会，对社区事务的热心、对共同身份的认同和对互利互惠原则的遵奉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探寻一种更广泛的公民动员来设法解决我们的国家性缺陷，在那时看起来是前景光明的。

当“婴儿潮”一代开始念大学的时候，公民活动在年轻一代中也深受欢迎。多项调查证实，教育是促使个人投身公民运动的最重要因素，美国的大学在这项意义深远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教育似乎是消除歧视和增加公民意识的金钥匙。在受到美国南方年轻黑人发起的民权运动的启示后，北方的白人大学生也开始觉醒。社会学家道格·马克亚当（Doug McAdam）在介绍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时，强调了这一代人的自信：

我们是“能干(can do)”的人，能够完成设定的目标。我们已经历了大萧条，扭转了二战的局势，在战后还重建了欧洲。“自由夏日”活动是一项大无畏的事业，秉承了美国战后一代的精神。

婴儿潮意味着美国人口异常的年轻化，而民众对公民运动的参与往往到中年时期才开始。因此，从短期来看，年轻人口比例的扩大给公民运动降了不少温。但是，对社区组织来说，当婴儿潮一代在 80 年代步入中年时，则会达到入会的高峰。同时， “参与式民主”和“人民拥有所有权力”的呼声预示着更加广泛的参与社区生活。有社会观察家在 1968 年就曾预言：“参与式民主一直是美国中上层阶级的政治生活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这种生活方式将会被更多人接受。”在美国历史上公民生活的前景从来没有如此光明过。

对美国公民运动和社会生活而言，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将是本书主要讨论的话题。最近几年来，社会科学家通过“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表达他们对美国社会变化的关注。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增加个人生产力的工具和培训——相比较，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就像是一把螺丝刀（物质资本）或者大学教育（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生产力一样，社会关系对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也有影响。

物质资本指的是有形的物体，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的财产，而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某些人所说的“公民美德”有联系。不同之处在于， “社会资本”使人们注意到，当嵌入到密集的互惠社会关系中时，公民美德是最有力量的。但是，在一个有着诸多公民美德的社会里，假如个人与个人之间是隔绝的，那么，这里的社会资本就不一定大。

“社会资本”这个术语在 20 世纪里至少被单独使用了 6 次，每次都使人们把目光投注到社会关系对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产生了生产力。首次使用这个术语的并非某位隐世的理论家，而是实干的改革家L. J.汉尼方（L. J. Hanifan），他是一位美国进步时代的西弗吉尼亚州的乡村学校督察。在 1916 年为了鼓励学校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用社会资本这个词来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于汉尼方来说，社会资本即指：

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无形物质，如良好的愿望、朋友情谊、同情心、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交关系。如果一个人只有自己，他在社会上是无助的。如果他和邻居联系，这些邻居和他们的邻居联系，这样扩展开来，就会形成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这可能会立即满足这个人的社会需求，也使整个社区有机会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作为整体的社区将会因为个人间的合作团结而受益匪浅，在这其中，个人也能从中得到帮助、同情和友情。

后来人对社会资本的解释，其主要内容与汉尼方的相差不大。不过在当时，他的这个概念并未引起其他社会评论家的重视。然而，如同金子总会发光一样， 50 年代加拿大社会学家采用了社会资本概念，用以描述住在郊区的有钱人的社团会员制度。在 60 年代，简·雅克布斯（Jane Jacobs）用社会资本来称赞现代都市里的邻里关系。 70 年代，经济学家格伦·罗瑞（Glenn Loury）用社会资本来分析奴隶制的社会遗产。 80 年代，法国社会理论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德国经济学家恩科哈特·施利特（Ekkehart Schlicht）也用社会资本来强调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经济资源。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在 80 年代末又正式把社会资本引入人们的视野，用它来突出教育的社会背景。

正如这一系列独立创造出的新词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包含了个人和群体的范围。首先，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有观点就认为，对大多数人找工作而言，我们能够得到一份工作不是因为自己拥有某方面的知识，而是因为我们认识某方面的人，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个人从社会资本中得到的益处不止于经济方面。研究友情的社会学家克劳德·S. 费舍尔（Claude S. Fischer）认为，社会网络在所有人的生活中都十分重要，这常常体现在找工作的时候，更常常体现在我们身陷困境、孤独寂寞的时候。

如果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那么，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有远见地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开发或取得社会资本。不过，社会资本同样会有“外部性”，从而影响到更广泛的社区。因此，个人为建立社会联系所付出的成本不一定就会返回到自己身上。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有着良好关系的个人在一个社会资本不发达的社会里，其所产生的效益要低于身处发达社会资本社会的个人。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社会资本发达的社会里，一个社会关系不好的人都能干出一番成绩来。如果我们住的这个社区，有邻居会为其他人家的安全心存忧虑，那么这个社区的犯罪率就会较低，我们自己也将从中受益。

因此，社会资本既有益于大家，也有益于自己。某些对社会资本的投入不会立即见效，但有些却可以。例如，像扶轮社或狮子会之类的社团，鼓励本地居民募集奖学金，在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会员之间也会结为朋友或商业伙伴关系。

题图来自：maxpixel

来源：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