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0/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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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纽约时报》都会向作者征集他们所写的与有关金钱的大学申请作文。今年有将近300人回应,选登的这三篇作文脱颖而出,颇具独特的情感领悟、洞察力,甚至还很奇异古怪。比方说,谁能想到一个高中生会帮人报税——或是她通过这一件事,能对世界有了这么多的了解?
【优秀文书之一】
我和老爸一起养鸡
作者:杰弗里·余,纽约州恩迪科特,入读耶鲁大学。
并非所有医生的儿子都会在厨房里养小鸡小鸭,但我会。是我爸教我的。
我是在一个衰败的工业城镇长大的,而我父亲的童年却正值毛泽东掀起他的文化大革命。为了让姊妹能上大学,我的父亲放弃了自己上大学的机会,去公社当起了农民。因此,我每天早上在贝多芬的悠扬乐曲中醒来,我的父亲却是在干草和牲畜散发的生活气息里长大的。每当我望向我们的三角钢琴和我们的小鸡,我都会惊讶于我们童年的鲜明差异,以及我的父亲是如何通过饲养牲畜与我分享他的乡村成长。
我的父亲接受了这些不同。从如何用厕纸制作石膏塑像,到如何从无到有建起一座温室,他向我介绍了不同的经验。于是你可能想问:他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是什么?他曾经是驾驶着考察船跨越太平洋的船长,设计过三种可取得专利的风力涡轮机,从副厨到摩托罗拉(Motorola)技术员,一切你能想象得到的工作他都做过。
现在呢?都不是。实际上,他现在是一名居家老爸。
我的家庭是一个父系社会中的母系部落。因此,每当我解释父亲的财务状况时,都会得到人们惊讶的反应。“他这是有多懒,多没出息!”也有许多人试图掩饰他们的惊讶,但他们游移的眼神透露了一切。在一个把经济价值摆在最前沿的社会中,这些假设对其他人可能适用,但对我父亲不行。
我看媒体,不论是新闻头版,还是网站上的专题文章,都常常突出描写那些为了保证孩子能接受良好教育而长时间工作,一人打多份工的父母。这些报道当然值得称赞,但它们往往会盖过那些相对不为人所知的、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他们的所为是同样重要的。
我现在意识到了,我的父亲牺牲了他前途大好的事业和钱财上的成就,以确保他的儿子能得到恰当的关注、照料和道德教育。父亲从他无言、无私的举动中所给予我的,远远大于一份薪水所能买到的,也让我重新认识到,我们——作为人类——能如何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我很自豪地说,我的父亲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富有的——不是金钱上的富有,而是品格上的富有。他拥有解决复杂的物理和微积分问题的聪明才智,充满年轻创业者的活力(尽管他在50岁时才创立了一家正在起步的风车公司),会贴心地接送儿子去训练、排练。归根结底,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身上的这些品质,而非书面上的记录。
像我父亲这样的故事提醒着我,价值不只是六位数薪资这一种形式。他是一个启发我的人,他提醒着我,哪怕是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生活,乐观、热情和创造力都能带来不同。是这些无言的品质塑造了我。
不论是当我为救济厨房的圣诞晚餐折餐巾花的时候,还是为化学课同学烘焙辫子面包法式吐司条的时候,我都知道成就不一定要用实证的方法来衡量。推动我前进的是这种创业者式的、自我驱动的决心,要让生活充满创意。我的父亲没有按着惯有的道路生活。而我,也希望为他人、为社会带去这样一种非正统的态度。
我时不时会面对这个看似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的爸爸是做什么的?”但其实非常简单,答案就是,他做的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给他的儿子带去启发。
【优秀文书二】
我所继承的两个世界
作者:德克萨斯州里奇蒙德的艾瑞克·穆松杜。他于今年秋季进入哈佛就读。
祖母徘徊在炉子的火焰旁,一边优美地哼着吉库尤人的宗教歌曲,一边扇着火。她揉好面团,放在炉子上。她的静脉随着每个动作抽动:这是一幅由贫困和生为人母的一生所绘成的活生生的杰作。空气中的烟雾越来越浓,我很快就被逼出了这座泥巴砖墙房子,她哈哈大笑。
我呢,我漫步到农场边缘一座山脊中的小溪,想起父亲早早起身喂牛的故事,想起在母亲的回忆中,她在当地一个种植园里摘了数小时咖啡豆后额头上的汗珠。
这里的生活与我在美国的生活有着极大的不同,贫穷的苦难与闪烁的繁荣似乎永远不会相容。但这就是我所继承的两个世界。而我在任何一个世界中的存在也离不开另外一个世界。在溪水旁,我回忆起我在别处的生活。在美国,我看着父亲每晚回家,劳累却又习以为常地结束了又一天辛苦奔忙的工作。尽管他的双眼中透着疲惫,但他会让我和妹妹坐下,努力挂上我熟悉的微笑,问我们今天过得怎样。
妹妹的回应很快,大谈特谈她的学习和淘气。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她太小了,以至于忘了我们原来的家:家徒四壁的破旧公寓,夜晚有动物在外面不断地嚎叫。
不久之后,我发现屋内唯一可以听到的,只有躺在床上的我脑中的思绪和轻微悸动的声响。我琢磨着,在我的到来之前,父母曾在离散之海上漂流,当时他们是否想过,他们为我们作出的牺牲会伴随着后背的剧痛、每个流泪夜晚与清晨的新忧虑。但是要理解起来太过繁杂。于是,我会梦见他们,以及我用他们赋予我的工具去开创的未来。
我在水边沉思了太久。意识到了这点,我便开始往家走。爬上山脊十分累人,于是我小心地抓牢脚下的泥土,感受着它在我指间的温暖。后来,我看到了赤着脚跑来跑去的表弟表妹,决定加入他们的足球赛,但他们都嘲笑我带球有多不协调。他们玩耍、叫喊、歌唱,完全不知道这个村庄之外或者内罗毕之外的世界。我不怪他们。我的iPhone令他们着迷,他们还要看我的牙套,目不转睛地问这花了多少“先令”。我张开嘴巴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祖母叫我了,于是我们都赶忙回去看看她做了些什么。
当我回到家时,薄煎饼已整齐地一个个摞好,金褐色盘子里盛着甜面包,这才是完整的肯尼亚餐。趁祖母还没来得及用吉库尤语连珠炮般地取笑我,我拿了一块薄煎饼就逃去寻找一块光滑的草地,在那里我才吃下了第一口。每一口都提醒着我,我在这里的时光不会是永远,而我的成功或失败将成为我的妹妹和亲戚们的决定性例证。
高中和大学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但是为了那些一路将我提携至此的人们,我必须越过。这个曾带领我父母跨越无常之海的希望,也是现在的我走向未来的动力。我将带着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前进,那就是:我也能做到。我听着邻居们的呼喊和孩子们追赶着满是跳蚤的小狗,享受着每一刻,让那清凉附着于我的肌肤之上。
【优秀文书三】
我的母牛教我的
作者:伊利诺伊州布什内尔的艾莉森·海斯,就读芝加哥大学
我一直以为父亲希望我生下来是个男孩。
这个,请不要把我父亲当成疯狂的乡巴佬性别歧视者。事实是,在他所处的地区和行业,成功与否主要看你能不能提供和保持近乎不可超越的体力劳动壮举,人们往往更喜欢大块头的人。
小时候,我更喜欢绿色而不是红色的拖拉机,因为父亲开的就是绿色的。我喜欢黑白相间的母牛,而不是棕色的,因为父亲养的就是那种黑白的。我冬天穿连体工作服,一连几周穿着带窟窿沾泥巴的靴子。和新来的人说话时,我会表现出尚且稚嫩的男子气,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我的玩具箱里只有农具模型。三年级的时候,我把头发剪得非常短。父亲露出微笑,摸了摸我的头。
我从未试图把馅饼皮擀得更加光滑,或是熨出笔挺的衣领。相反,我崇拜父亲那双有耐心的手。它们努力在母牛的脖颈上找到正确的血管扎针;用力制住受伤的小母牛;在他驾驶牲畜拖车时习惯地、巧妙地快速打方向盘。
长大后,我自己也要做这些事情。十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自己的第一头表演母牛。在赫斯家族,这是一种成人礼。我给她起名叫米西(Missy)。当我用极低的声音和她说话时,我没有意识到一件事:米西不在乎我是女孩。她不认为我特意表现出男孩子气,也不会注意到我坚决抗拒粉色衣服(反正她是色盲)。她对照顾她的新人块头略小无动于衷。她只在乎自己每天的均衡棉籽玉米面饲料,以及有人能多拍一下她的头。我坐在她旁边擦她的白色皮革笼头时,她感谢的是我一丝不苟的勤勉,而不是我的性别。
几个月后,当我和米西赢得最佳表演奖时,父亲的心脏差点爆炸。我学会了无论何时只要感到自豪,就要表现出来。尽管当时我把自己的胜利和“当一个更优秀的男孩”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我意识到,那时我努力的方向其实是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农民。
我知道,我会做父亲会做的所有事情,并且在有些事情上青出于蓝,比如承担喂新生小牛犊这件杂事,或是让小母牛习惯带笼头这项艰巨的任务。我用了四年时间才意识到:在那些时刻,我证明自己是一个比他还优秀的农民,不是因为我克服了自己的性别,而是因为我克服了自己毫无根据的无知观念,认为睾丸酮水平最高的农民才是最优秀的农民。
大学一年级,我离开农场,去了寄宿学校。在学校里,我身边都是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以前都听说过“女权主义”这个词。在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时,我开始从讨厌的英语老师和敏锐的朋友们皱起的眉头中领会这个词的意思。四年的教育和每周的议论文教会了我这个学术术语。我知道了“女权主义”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同源词和它的历史影响。
但我通过书本了解到的相关知识越多,在文章中用这个词的次数越多,我越是明白自己早已知道它的意思。我身上正体现出女权主义在农场的现状。我已经付诸实践了。这都是我的母牛教我的。(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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