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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總統拜登決定撤軍阿富汗,引發賈尼政府垮台、神學士武裝席捲全國等骨牌效應後,西方國家爭先恐後將本國公民與曾幫助過他們的阿富汗人撤出,國際媒體也對美國霸權的興衰多所討論。《時代》雜誌百大人物、以經濟史與帝國主義研究見長的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美國在阿富汗的撤軍行動,走的幾乎就是百年前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衰退的老路,他也警告美國的衰弱可能引發更廣泛的衝突與亂局。
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學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的弗格森,在2005年出版的《巨人:美利堅帝國如何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中,深入探討身為超級強權的美國是否可能衰落,對外干涉的戰爭又會因何成敗。在阿富汗政府垮台後,弗格森更在《經濟學人》撰文警告,美利堅帝國的終結恐怕很難全身而退。
「民眾依然蒙昧無知,那些只掛念選票的領導人,不敢讓他們搞清楚發生什麼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
弗格森在文章開頭就引述帶領英國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以《二戰回憶錄》抱走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名言。這段話是邱吉爾對一戰勝利者的描述,他們拒絕面對讓人不快的事實,渴望繼續受人擁戴、並且在選戰中勝出,將國家利益置於度外。弗格森說,如今美國人民目睹了美軍不光彩地從阿富汗撤走,總統拜登則奮力為自己決策所製造的混亂辯解。他們或許會發現,邱吉爾上面批評英國領導人的那番言詞,聽來竟有些刺耳。
以探討大國興衰著稱的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曾說,英國的精神狀態是「國家精疲力竭」與「帝國過度擴張」的綜合產物。1914年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金融危機西班牙大流感,讓債台高築的「日不落國」面有土色。儘管英國仍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早已不是無人能夠挑戰的強權。國內的貧富差距讓左翼分子趁機要求財富再分配,一部分知識分子甚至走得更遠,決定擁抱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
20世紀初的英國除了國內局勢動盪,對於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更是力所難及。昔日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嚴重威脅。以國際聯盟為基礎的集體安全體系開始崩潰,只能靠著結盟來彌補帝國弱點的手段,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失敗—既不敢承認極權主義的威脅,也沒有阻止獨裁者肆虐的手段。弗格森問道,這段英國的衰落史是否有助於理解今日美國?他認為美國與英國這兩任全球霸權的比較,確實能發人深省。
弗格森說,美國當然不像上個世紀初的英國保有大量殖民地與附屬國,美國國民多半也不認為他們是個「帝國」(不過美軍確實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之久);美國的新冠疫情再嚴重,死亡率也不會像參加二戰的英國那樣淒慘(15至49歲的男性死亡率約為6%);美國更沒有納粹德國那樣恐怖的敵人,帶給他們明確而現實的威脅。儘管如此,「21世紀初的美國」與「20世紀初的英國」,確實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兩國在阿富汗建立秩序的企圖最後都以失敗收場。
英國一戰後的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快速膨脹,從1918年的109%飆升到1934年的將近200%。美國的聯邦債務雖然在許多方面都與當年的英國不同,但是在債務規模上卻是旗鼓相當。光是今年就會達到GDP的110%,甚至比他們在二戰後的峰值還要高。國會預算辦公室預估,這個數字到2051年將會超過200%。所以美國跟上個世紀的英國一樣辛苦嗎?弗格森認為,現在的美國可能更辛苦。
因為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很短(約65個月) ,英國超過4成的公共債務是以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發行,因此美國債務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比上個世紀的英國還要高得多。此外,英國在1925年決定將英鎊恢復到戰前的金本位制,這使得英國陷入了長達8年的通貨緊縮。但英國的蕭條相當溫和,放鬆貨幣政策、貨幣利率下降,也意味著債務償還負擔的減輕,從而創造了新的財政操作空間。
但一般預料美國的實際利率將從2027年起轉正,本世紀中葉更將穩步上升至2.5%。使一變化代表美國必須對債務支付更多利息,從而擠壓其他聯邦預算,其中當然包括國防支出—弗格森認為這正是癥結所在。因為當年邱吉爾曾不斷警告希特勒、墨索里尼、跟日本的法西斯政權將會帶來災難,英國應該及早重整軍備、應對亂局。但綏靖主義者卻宣稱維持一個龐大的帝國需要高昂成本,在財政與經濟方面的限制下,當然無法快速重整軍備。
弗格森說,今日美國面臨的威脅當然與上個世紀的英國完全不同,但中國、俄羅斯、伊朗與北韓確實都是強敵,而且多數美國人並沒有意識到美國廣泛的軍事承諾,就如同上個世紀兩場世界大戰之間的英國人一樣,完全不去正視自己國家可能會跟獨裁政權發生大戰的可能性。弗格森認為,這就是美國的國防預算被認為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當代的邱吉爾們大概都會對這個變化感到驚駭不已,而且這些人大概也都會跟當年的邱吉爾一樣被指責是「戰爭販子」。
當帝國實力不再
另一個英美帝國相似之處,在於帝國實力日益不復當年。根據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計,英國經濟到了20世紀30年代,除了早就被美國(早到1872年)超過,還被德國(1898年)與蘇聯(1935年)超車。弗格森認為,今天的美國也有類似的遭遇。在購買力平價的基礎上,中國的GDP在2014年就已迎頭趕上。若以美元計算,中國目前的GDP是美國的75%左右,5年後則會達到89%。從人工智慧到量子計算,中國更被認為掌握了領先科技,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
尤其中國今天作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遠比冷戰時期的蘇聯更為強大。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時期從未超過美國的44%。中國不但在經濟上崛起,領導人習近平的野心更是眾所周知,一再表現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對個人自由、法治和民主的敵意。過去五年,美國人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明顯惡化,但弗格森也指出,這似乎並沒有轉化為積極應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共識。如果北京入侵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附和當年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首相的看法。他當年曾將德國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描述為「發生在遙遠國度,我們對其一無所知的民族之間的爭吵」。
弗格森表示,當年英國會在兩次大戰之間表現軟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知識分子對帝國觀念的反抗,或者說對傳統英國價值觀的反抗。邱吉爾曾回想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隊的辯題—我方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並且語帶厭惡地表示:「在英國,人們總是對此一笑置之。然而在德國、蘇聯、義大利、乃至於日本,對於英國已頹廢墮落的看法卻是根深蒂固。」弗格森認為,這也是如今中國那些戰狼外交官與民族主義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當帝國走向終結
如同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對於帝國的觀念嗤之以鼻,現在美國的左派跟右派也習慣性地嘲笑或辱罵帝國。《國家》雜誌(The Nation)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 「美利堅帝國正在分崩離析」,在政治光譜更右邊的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忙著想像「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更左邊的非裔哲學家柯內爾‧韋斯特(Cornel West)則說「黑命貴,對抗美利堅帝國的戰鬥也是」。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甚至說,這場新冠疫情就是美利堅帝國「沒穿衣服的德性」。
弗格森不無感慨的說,美國的右翼仍在捍衛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敘事,左翼人士則試圖將美國歷史重塑為奴隸制與種族隔離的故事。但位於政治光譜兩端的人們,就是沒多少人會去懷念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全球霸權時代。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經不再熱愛帝國主義—這個事實已經受到中國的關注—然而帝國依然存在。
誠然,美國幾乎沒有真正的殖民地。即便算進波多黎各、加勒比海的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美屬北馬里亞納群島、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當年英國的標準,這份清單實在微不足道。但弗格森銳利地指出,美軍的軍事基地卻像當年英國的殖民地一樣遍佈全球,美軍部署在150多個國家,常駐海外的部隊人數超過20萬。維持這支大軍當然不容易,但認為擺脫它會更容易,更是一種錯覺。
弗格森認為,拜登思慮未周地決定從阿富汗撤軍,是美國總統想要減少海外承諾的最新訊號。最早從歐巴馬倉促地撤出伊拉克開始,他甚至在2013年宣布「美國不是世界警察」;川普的「美國優先」則是出於相同衝動的民粹主義版本。何況撤出阿富汗就是川普的點子,他渴望用關稅代替反叛亂行動。問題是想從全球主導地位上抽手,通常難以全身而退。
弗格森說,不管如何解釋,宣布放棄這場漫長戰爭就意味著失敗,不僅神學士這麼看,與阿富汗接壤的中國、更北邊的俄羅斯,也都看在眼裡。當年歐巴馬宣佈放棄全球責任之後僅僅幾個月,俄羅斯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弗格森認為這絕非巧合。如果回頭看更早的越戰,美國在中南半島的屈辱,確實鼓勵了蘇聯及其盟友製造更多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1979年入侵的阿富汗。
弗格森指出,美利堅帝國的終結其實不難預見,即使是在2003年成功入侵伊拉克,新保守主義的狂妄自大達到高峰之際,也能夠看出些許端倪。正如他在《巨人》一書中所提到的,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已有四個根本弱點浮現,包括人力短缺(沒什麼人願意長時間待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財政赤字、注意力不足(選民很快就對大規模干預失去興趣)以及歷史短視(政策制定者不願意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比起百年前的英國,今天的美國更糟糕的是其淨國際投資部位(NIIP)是負的,而且略低於GDP的-70%。這意味著外國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已經超過了美國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NIIP仍是正值。拋售帝國白銀(確切地說,其實是迫使英國投資者出售海外資產並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方式,但美利堅這個偉大的債務帝國,卻沒有相應的儲備金。只有向外國出售更多國債,它才能負擔得起維持世界霸權的成本—這顯然會是讓一個超級大國岌岌可危的不穩定因素。
弗格森認為,邱吉爾在《二戰回憶錄》裡並不是想說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的崛起勢不可擋,因此造成了英國的衰落。這位英國名相想說的其實是,如果民主國家能在20世紀30年代更早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當年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問邱吉爾「這場戰爭該叫什麼名字」,邱吉爾立刻給出答案:不必要的戰爭(The Unnecessary War)。
跟當年的德國、義大利、日本一樣,弗格森認為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崛起當然也並非勢不可擋,那些跟他們站在一起的國家—不管是委內瑞拉或是北韓—更都是些自身難保的政權。中國人口快速老化、勞動力正在減少,私營部門的龐大債務正在拖累經濟成長,政府對新冠疫情的處置失當,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工業部門對燃煤發電的高度依賴,更有可能讓中國成為氣候危機的罪魁禍首。
雖然中國自身的問題不少,但在弗格森看來,眼下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卻很有機會導致21世紀版本的「不必要戰爭」—其中可能性最高的就是台海戰爭。習近平覬覦台灣已久,美國則是含糊其詞地承諾要保衛台灣。不過隨著東亞軍事平衡的嚴重傾斜,美國的承諾日益顯德可疑。包括中國反艦飛彈對美軍航空母艦的威脅性越來越大,就是五角大廈始終沒有解決良策的難題之一。
弗格森說,如果美國對中國的威懾失敗了,而中國真的選擇挺而走險——美國將面臨兩個嚴峻的選擇:像英國在1914年(一戰)或是1939年(二戰)那樣,打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戰爭;還是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那樣折戟沉沙。邱吉爾曾說,他寫《二戰回憶錄》是為了說明「惡意是如何被善良人的軟弱所強化」、「基於對安全與和平的渴望所採取的中間路線,如何導向災難的靶心」,單純的善意並不見得會帶來一個好的結果。
弗格森在這篇寫給《經濟學人》的長文結尾說:美國的領導人這些年過於熱衷於夢想,從小布希領導的新保守派想要「全方位主導」,到川普在就職演說中以「美國浩劫」( American carnage)來形容這個國家的黑暗與凋敝。當另一場全球風暴到來,弗格森除了用邱吉爾在《二戰回憶錄》第一卷的結語—「事實勝於夢想」(Facts are better than dreams)作為警世之語,他也呼籲美國「也許是時候面對邱吉爾深有體會的事實了:當帝國終結,很難不伴隨著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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