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移民未必損害美國經濟

來源:ADAM DAVIDSON 時間:02/26/2013 瀏覽: 3317

本月初,在布魯克林附近的一間福音派教堂樓上,我在佩德羅·陳(Pedro Chan)的小公寓見到了他。佩德羅·陳個頭不高,體型粗壯,他與另外三個人在這裡合住。他的嗓音平靜,舉止沉穩,這些特點似乎幫助他經過漫長的旅程來到紐約。2002年,他離開危地馬拉老家的村莊,開始長途旅行,先是穿越墨西哥,然後在一名人販的幫助下,在德克薩斯州越境進入美國。2004年,他到達了布魯克林,在那裡他的舅舅幫他在小型建築施工隊找到工作。
 
如今,佩德羅·陳幫助技術熟練的(並且有完備移民身份的)木工、電工和泥水匠完成他們的工作,具體包括搬運重物和清理工作現場。這份工作讓他每年收入2.5萬美元(約合15.7萬元人民幣),比紐約市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大約10萬名建築工人的平均起薪要低得多。他的老闆在匿名條件下介紹說,除非佩德羅·陳學到某種專業技能,否則他永遠無法在收入階梯上向上爬。只要有數以千計無合法身份的工人在爭奪低端工作,工資就更有可能下降,而非上升。

隨着美國國會圍繞移民政策改革的輪廓展開辯論,各方從經濟角度提出了很多論點。一些人稱,沒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工人壓低了工資水平,奪去了本應屬於美國人的工作。按照這種論點,更糟糕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還佔用了社會福利項目,例如醫院和學校,從而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加重了美國本已高達16萬億美元的國債。那麼,把佩德羅·陳這樣的大約1100萬沒有移民身份的工人遣返,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就業、更低的稅收和更加強勁的經濟呢?
 
非法移民確實有一些不可否認的負面經濟影響。具有同樣技能的本土工人面臨一個選擇:或者接受較低的工資,或者完全不在這一領域工作。研究勞工問題的經濟學家得出結論認為,沒有合法身份的工人壓低了2500萬無高中文憑的美國成年人的工資,降幅從0.4%到7.4%不等。
 
然而對於其他所有人來說,沒有合法身份的工人帶來出人意料的積極影響。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經濟學家喬瓦尼·佩里(Giovanni Peri)寫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論文,對比了高移民水平和低移民水平的州的勞動市場。他得出結論認為,沒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並不與技術工人爭飯碗,相反,前者對後者構成有益的補充。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所主張的,當勞動者變得專業化,並自行分工時,經濟將進入最佳運行狀態。佩德羅·陳在工地上執行基本任務,使得木工和電工可以專註於其最擅長的工作。佩里說,在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較多的州,技術工人掙錢更多,工作時間也更長;整體經濟的生產率隨之提高。從1990到2007年,沒有合法身份的工人通過互補工作,把合法工人的薪金提高至多10%。
 
當佩德羅·陳把我帶到他現在的工作地點——康尼島大街上一棟兩層高的辦公樓時,我親眼見證了這一點。技術工人已經在一間律師辦公室里安上了木地板,並去了下一個施工地點,留下佩德羅·陳清理雜物和安裝一個新馬桶。我四處看了看,可以看出我們正處於一個經濟連鎖反應的一端。佩德羅·陳的老闆不必再支付一名高技術工人來執行基本任務。這降低了建築的總體費用,提高了該公司可以承接的項目數量,進而意味着更多客戶和更多收入。這提醒了我:有許多餐廳在這樣經營。如果沒有無證勞動者來完成平凡工作的話,計入勞動力成本的餐廳進餐價格將會更加昂貴。服務員和廚師的工作機會也會減少。
 
那一天的早些時候,我注意到移民們在美國的生活中另一個很少被討論的事實,那就是他們花掉自己的大部分收入。佩德羅·陳列出了他每個月的開銷明細:房租每月400美元,天然氣、電費和上網費為每月30美元上下。他往家裡寄一部分錢,同時每年設法在他的花旗銀行(Citybank)賬戶里存入幾千美元,但最終結果是,他每年支出超過1萬美元。其中包括為了獲得一個納稅人身份號碼而向美國國稅局(IRS)繳納的大約1400美元,有了這個賬號,他才能獲得信用評分,進而能夠租借公寓或汽車。
 
辯論移民問題的角度很多,然而說到移民經濟,則根本沒有太多可辯論的。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無論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都認為,不管是非法還是合法移民,對國家的整體經濟都是有益的。「這毫無爭議,」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經濟學家海迪·謝爾霍茲(Heidi Shierholz)對我說道。謝爾霍茲還說,「各方的共識是,因為移民的存在,這個國家的平均家庭收入更高了,雖然數額不大,但顯然是正數。」
 
長期而言,移民的效益成倍放大。隨着嬰兒潮那代人逐漸退休,後嬰兒潮一代的納稅負擔因為無證移民的存在而大大減輕了。社會保障總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首席精算師斯蒂芬·戈斯(Stephen Goss)對我說,通過繳納薪資稅,沒有合法身份的勞動者每年為社會安全福利貢獻大約150億美元。而這一人群拿到的福利金只有10億美元(沒有合法身份的勞動者很少有資格領取福利)。多年來,沒有合法身份的勞動者已經向社會保障信託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貢獻了高達3000億美元,接近該基金2.7萬億美元總額的10%。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無證勞動者的分佈不很均勻。謝爾霍茲說,在德克薩斯州南部、亞利桑那州、甚至布魯克林的部分地區,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對地方和州政府構成可觀的凈成本。移民們使用當地的公共援助、醫療和學校資源。一些移民社區的犯罪率特別高。預算與重點政策中心(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研究員傑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對我說,也正是在這些地區,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最有可能面對移民的激烈競爭。難怪這些地區爆發出這麼多的政治激憤。
 
沒有合法身份的勞動者帶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挑戰,而解決方案相當直截了當。謝爾霍茲說,移民們給美國普通人帶來廣泛而難於察覺的益處,同時給少數美國人帶來比較有形的成本。這些益處的美元價值遠遠高於成本,所以政府只需向那些需要更多幫助的當地人群轉移額外資金。一個常見的提議是大赦沒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工人,這將導致政府的稅收收入突然增加。同時,聯邦政府可以從新增的稅收中拿出一部分撥轉地方政府。
 
不過顯然,這在政治上不太可能發生。移民問題是許多問題中的一個——就像另一個經濟上顯而易見的問題:取消農業補貼——在這些問題上,整體的經濟利益和某個領域內較小的局部成本相抵觸。鑒於現在移民改革似乎比近年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成為現實,我們有必要記住,這不是因為經濟現實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政治現實變了。


亞當·戴維森(Adam Davidson)是NPR播客和博客“金錢星球”(Planet Money)的聯合創始人。
翻譯:張薇、林蒙克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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