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的最新研究,半個世紀以來,美國高等教育競爭性的強化和學生質量的提高,僅僅限於以常春藤大學為代表的頂尖名校。其他絕大多數大學的教育質量要么持平,要么明顯下降。教育投入是個最突出的例證:2006年,美國最頂尖的1% 的大學在每個學生上的年度花費是92000美元(實際超過全額學費),而普通大學則只有12000美元(大多由學生學費承擔)。這樣顯著的教育投資區別,自然造成教育質量,以及畢業後社會機會和報酬的巨大差距。
從宏觀角度而言,霍克斯比的研究結論完全符合美國整個教育體系的演變。普通美國大學教育,是每況愈下的中小學教育的延伸,其質量自然無法提升,導致後文提到的美國職場上大學畢業生的“貶值”現象。而美國的精英教育則持續領先世界,歷年諾貝爾科學和經濟學獎項大多花落美國,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從學生家庭支出的角度,美國高等教育的分化也非常明顯。普通大學學費的高漲,成為中產階級家庭的巨大負擔,美國大學生貸款總額超過1 萬億美元,這一天文數字大致相當於近十年伊拉克戰爭的全部費用,從而成為房貸危機之後另一主要的債務危機。並且,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說法,這一學生貸款債務正在成為許多人“美國夢” 破滅的主要原因。與此相反的是,近十年來,幾乎所有常春藤大學都取消了貸款制度,代之以直接資助。
哈佛大學帶頭,耶魯和普林斯頓紛紛跟進,不僅將完全免費再加生活補助的貧困生標准上限提高到家庭年收入65000 美元(2011年數據,此後每年上調),而且對一般中產階級學生資助的標準也大幅提高,獲得資助的家庭年收入上限達到20萬美元,大約75% 的在校學生因此獲得不同程度的資助。尤其是年收入在6~18萬美元之間的父母,每年為每個在校子女學費和食宿的總支出,只佔稅前總收入的1%~10%。據《大西洋月刊》統計,在這樣廣泛的資助下,2013 年哈佛大學本科學生平均4年的個人總費用是53910美元,即每年不到13500美元,這低於大多數州立大學尤其外州州立大學的費用。
教育競爭日益表現在“常春藤名校”升學競爭的白熱化
在個人回報上,常春藤教育更是無與倫比。除了美國近二十年來絕大多數新億万巨富是頂尖名校畢業生這一事實之外,據《華爾街日報》引用的詳盡調查,1972 年分別進入常春藤與公立大學的畢業生在1986 年的平均工資差距是15%,而1982 年入學的,這一差距達到39% !各種跡象表明,這一差距只會有增無減。
從社會總體而言,“常春藤盟校”等美國名牌大學代表的“超級精英教育”支配美國“上層建築”的傳統日益牢固。據統計,12所美國頂尖私立名校的校友佔了美國企業界領袖的54% 和美國**重要領導崗位的42%。對比之下,美國上層精英中只有25% 在州立大學接受教育,而美國全國州立大學學生的總數,超過十來所私立名校校友的數量幾十倍。
僅一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每年本科入學的新生總數就超過了“常春藤盟校”的“老三大”也即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新生總和,其錄取人數更超過“老三大”總和兩倍。這一舉世聞名的州立大學與常春藤盟校各自的學位在美國社會“含金量”孰高孰低,由此一目了然。名校校友支配美國上層建築的傳統不僅長盛不衰,而且變本加厲。從老布什總統開始,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美國總統一直是常春藤校友。2004 年和2012年兩屆總統大選,分別是耶魯校友小布什與克里,以及哈佛校友奧巴馬與羅姆尼之間的“常春藤內戰”。
按照這樣的總結,時下的美國簡直可說在實行“常春藤專政”。總之,美國的社會大勢是社會競爭逐漸集中到教育競爭,而教育競爭的重點,則日益表現在“常春藤名校”升學競爭的白熱化。在美國常用的一個形容詞是,這種競爭達到了血淋淋的“割喉”( cutthroat)程度。被名牌大學錄取的激動,也絕不亞於范進中舉。1999年出版的描述美國“高考”歷史的名作《大考試》(The Big Test)最後總結說:“美國人對名牌大學入學的痴心,已經超越了理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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