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07/2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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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每年向美国高中生征集关于工作、金钱、社会阶层和相关话题的大学申请书。
维多利亚·奥斯瓦尔德坐在她文章中描述的沙发上。她将就读哈佛大学。
我的厨房很大一部分被我那张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所占据。
它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每次坐下来,我都会被旧油漆、热溶胶和偶尔一点指甲油(这要归功于我的姐姐们)的碎屑包围。我们有两把椅子,无论坐上哪一把,我都得格外小心它们会不会散架,因为椅子腿的固定靠的是一种由木工胶、蛮力和纯粹的使坏组成的恼人混合物。
在我生命的前半部分,这张厨房桌就是我家的中心。小时候,每天晚上7点,我们(我奶奶、我爸和两个姐姐)会准时在这老旧、邋遢的暖棕色餐桌上吃一顿奶奶做的饭菜。
在那些家庭晚餐上,我会和我爸争吵取乐,看着他因为打扰我吃饭被奶奶吼骂,并听着我的姐姐们或是争斗或是开玩笑;那永远是一场冒险。最初,我的厨房桌有五把结实的木椅。几年后,我的大姐16岁、我8岁时,椅子的数量随着她的搬走减到四把。她与奶奶的争吵太多,也不守规矩,所以她离开了。
三年后,奶奶被诊出患了小细胞肺癌。这给我们的晚餐桌日常又带来了一些改变。起初是我的另一个姐姐开始不来吃晚餐。倒不是因为饭菜难免不那么可口了(癌症会破坏味蕾和整体烹饪能力),而是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我觉得她不想待在被诊断癌症后的奶奶身边。
椅子数降到了三把。过了一年左右,晚餐本身的次数也少了很多,主要不是因为奶奶,而是因为爸爸决心让奶奶多休息。她没搭理爸爸的担心,所以最后变成了我得面对的某种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带。
奶奶得癌症一年半后去世了。这句话说起来很快,但其实拖了很久。别误会,我是爱奶奶的,但得癌症的人往往去世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她过世时我在场,就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我在床的一边,我爸在另一边。她沉重的喘息渐渐变缓,然后停了下来。听上去挺难过,但其实多少是个欣慰的时刻。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抱她吧,你现在不会弄疼她了。”虽然有积痰之症的气味,我还是抱了她。我们只需要两把椅子了。
在那之后,爸爸和我还有我们这个非传统美国家庭所剩下的部分,组建了一个格外非传统的家庭。我们过了段时间才稳定下来,因为坦白讲,奶奶得癌症前我们已经是低收入家庭,之后更是每况愈下。
爸爸和我削减了所有开支。我们去掉了家里的有线电视、手机和互联网。少用油、少用水、少浪费食物,有段时间我们没车,因为家里的小面包车太耗油,还经常抛锚。可是,即便那是个没Wi-Fi、没手机、单调至极的一年,我们还是挺了过来。
我依然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只不过现在有Wi-Fi了。我们的餐桌还在,不过我们把中间的木头拿了出来,现在它的大小刚好够我们俩人使用。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吃晚饭,但有时候爸爸跟我会坐在沙发上闲聊会儿。
当然了,我们的咖啡桌聊天内容或许和从前的家庭晚餐不一样,或许我们的电视已经打不开了。或许我们的厨房里有蚂蚁,或许我们得用90年代的老掉牙收音机收听超级碗(Super Bowl)的实况,又或许,爸爸现在也病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不在乎我的新生活是围着有破洞的旧沙发、一个暴脾气老头、一对肥猫和一只鬃狮蜥转。和爸爸在一起,我感到心满意足;每晚7点,昏暗的厨房里,会有两把空椅子围在脏兮兮的暖棕色旧餐桌旁,我感到心满意足。在这段日子里,起居室的灯是开着的。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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