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美国明明靠贸易逆差打造美元霸权，为什麽川普却想终结逆差？

当今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秩序中，贸易逆差常被视为经济失衡的象徵，但对美国而言，这却是一套被精心操作与制度化的「不对称秩序」。自 1970 年代以来，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非但未削弱其国力，反而透过一套由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将赤字转化为自身优势。这背后是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从高关税的工业国、到布列敦森林体系的设计者，再到今日的全球金融霸权，美国如何将「逆差」变成「力量」？又为何其他国家在美元体系下，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将盈余回流投入美国市场？

从顺差强国到逆差常态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贸易逆差国，但这并不是美国历史的常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特别是从187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货品贸易每年平均有约1% GDP的顺差。这段时期美国藉由高关税保护工业发展，同时於二战后主持建立布列敦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成为全球结算储备货币。然而，随着美国在越战时期出现庞大财政赤字并引发通膨，这套金汇本位制在1971年前后布列敦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贸易收支急转直下，在1970年代初开始出现经常性逆差。

进入20世纪末期，美国贸易逆差日趋扩大并成为常态。例如，2022年美国货品与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至9,48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对外进口需求强劲，从他国购买大量汽车、电子产品等消费品，而美国出口虽也成长但仍不足以抵消进口额。美国庞大的市场消化了全球各国的商品，使其长年处於净进口地位。

关税政策的演变与贸易格局

19世纪至大萧条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保护主义，采用高关税壁垒扶植本国工业。然而二战结束后，华府转变方针，领导推动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逐步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以重建战后经济体系并巩固盟友关系。在美国的倡导下，全球贸易自由化加速发展，各国关税水准自1970年代起显着下调。美国放弃过去封闭策略，转而以开放市场换取美元的国际角色。随着关税降低和汇率自由浮动，美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逆差也在此过程中形成。1990年代后，冷战结束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廉价进口涌入美国，进一步拉大了逆差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再度出现关税政策转向的迹象。2018年起，川普政府以缩减逆差为诉求对钢铁、铝和中国商品大举加徵关税，试图压制进口、促进制造业回流。然而，经济学家指出，片面提高关税未必能根治结构性逆差，反而可能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削弱美元做为全球货币的信心。华尔街日报曾分析称，只要美元仍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适度的美国贸易逆差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权衡。换言之，美国长期逆差部分源自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非单纯因他国不公贸易所致。

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战略

美元能凭藉美国经济实力、战略操作维持其霸权地位，其中一个关键事件发生在1974年：面对石油危机引发的巨额石油进口逆差，当时的美国财长西蒙秘密出访沙乌地阿拉伯，达成了被称为「石油美元」的协议。美国同意购买沙国石油并提供军事援助，换取沙乌地将石油收入再投入美国国债，为美国扩大的财政与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此后，中东产油国石油大多改以美元计价、并将盈余资金存放於美国资本市场，稳固了美元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美元霸主地位使其几乎成为全球交易的同义词：即使不再与黄金挂钩，各国仍普遍信任并使用美元。2019年，全球近90%的国际贸易使用美元结算；美元在国际支付和金融交易中的份额远超其他货币。这种现象被称为美国的「超级特权」——意指美国可以透过发行全球通用的货币从中获益。比利时裔经济学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早在1960年代即预言，美元做为储备货币会使美国不得不提供全球所需的流动性，也就是经常项目逆差。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若美国不继续提供足够的美元流动性，世界经济可能因缺乏储备而陷入紧缩；但若美国逆差过度，美元信用又将受损。这一两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道出了美元体系下逆差与国际流动性供给的内在联系。

外汇存底与美债：逆差资金的回流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并未造成资金外流枯竭，反而透过美元循环形成了一种特殊平衡：美元流出美国购买他国商品，随后又以投资形式流回美国。各国中央银行将贸易盈余累积为外汇存底，而美元通常占据存底的大宗。截至2024年，全球官方外汇存底约有60%以美元计价，总额约7兆美元，远超其他任何货币。为了妥善运用这些庞大美元资产，各国往往选择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计价金融产品，以确保资金安全与流动性。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源源不绝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低成本融资。

而外国投资人持有大量美元后需要安全便捷的管道存放，因此美国国债成了首选标的，大量的海外需求有效压低了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换言之，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融资红利，美国得以在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情况下仍享有较低的利率环境。

在此机制下，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巩固了其金融优势地位。以中国为例，过去数十年对美贸易顺差使中国累积了逾 3 兆美元的外汇存底，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美国国债（但近年来逐步减持）。日本、德国、石油输出国等也将对美贸易盈余转为对美国的资本输出，纷纷持有数千亿美元计价资产。对美国而言，这些来自全球的资金回流支撑了华尔街资本市场的繁荣，填补了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同时巩固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权。美国不仅可以轻松为自身巨额债务融资，还能凭藉掌控全球最大债券市场和支付清算体系，对国际经济施加影响力（例如对特定国家实施金融制裁）。

逆差支撑美国经济领导地位

尽管巨额逆差在一般观感上属於经济弱点，许多国际经贸专家却认为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力与优势。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拉米就直言，「美国的贸易逆差其实是实力的象徵，因唯有美元强势称霸才能支撑这种逆差」。正因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和需求，美国才能长期大量净购买他国商品而无须担忧支付问题──实际上美元霸权近乎垄断的地位，许多贸易夥伴国赚取美元后别无他途、只能再投入美国投资，反而助长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彭博经济研究也指出，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其说是被他国占便宜，不如说是在增强美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透过充当「全球消费者」，美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商品与资金的出口市场，自己则在此过程中巩固了金融霸权。

此外，美国长期逆差换来的是全球对其市场和货币的依赖，这也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有力工具。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容许盟友对美顺差、累积美元资产，以支持盟国经济发展并巩固共同对抗苏联的阵营。美国开放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外交工具，增进了他国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反过来，这种依存关系赋予了华府巨大的谈判筹码：美国可以运用关税、制裁等经济手段影响别国政策，而对方往往因仰赖美元体系而有所顾忌。总体而言，贸易逆差与美元霸权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美国透过逆差输出美元，换取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灵活性。

逆差下的结构性隐忧

但这样的结构也并非没有任何隐忧，不少经济学者对美国长期巨额逆差持警惕态度，认为这种「美元霸权」为主的全球经济模式、给美国自身带来了结构性隐忧：其中一大担忧在於产业空洞化、工作机会减少。由於长期依赖进口，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削弱，工厂外移导致本土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减少。由於美元做为储备货币的高需求、进而推升了美元汇率，长期偏强的美元降低了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产值中占比下滑，进口依赖进一步加深，形成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贸易逆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储蓄不足、消费过度和产业政策失衡等问题，而非全然值得庆贺。

同时，巨额对外逆差也导致着美国外债不断攀升。多年累积下，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之一，不少人担心债台高筑终将削弱国力。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可以透过美联储货币政策来调节，但若有朝一日国际投资人失去对美元资产的兴趣或信心，美国可能面临融资困难和汇率波动的风险。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分析报告指出，美国长期享有的储备货币特权正在减弱，继续扩大的债务与逆差已令边际效益递减、代价渐增。随着联邦债务存量升至GDP的120%以上，未来继续大举举债和扩大逆差的空间可能受限。一旦国际投资者开始大规模多元化储备（例如增持欧元、人民币资产），美元需求下降将使美国面临利率上升和货币贬值的压力，动摇其经济根基。��这种隐忧也成为2025年的美国政治焦点，尤其是总统川普第二任期就是基於这个结构性隐忧、而产生了他的全球关税壁垒这样的激进政策。川普认为长期贸易逆差侵蚀了美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这类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这样的逆差让美国「丧失了财富与工作」。所以他认为透过关税壁垒、贸易谈判、鼓励制造业回流来扭转逆差，试图重振美国的「制造业荣光」。川普的立场背后，是对美元霸权带来的「不公平代价」的质疑——在他看来，美国过度依赖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导致国内产业被牺牲，蓝领阶层的生计被置於风险之中。尽管其政策效果与争议并存，但川普的诉求反映了部分美国民众对逆差模式的不满，凸显了美元霸权在国内引发的阶级与经济分歧。

美元体系下的双刃剑

美国处理长期贸易逆差的历史经验来看，对美国而言的逆差并非纯然弊病，也可成为塑造国家优势的工具。透过输出美元、吸纳全球资金，美国将持续数十年的贸易逆差转化为支撑自身的金融力量，维持了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做为超级强权的经济影响力。

然而，这模式一方面赋予美国「借别人钱过好日子」的特权，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产业流失和债务膨胀等长远风险。近年来，美国联邦债务上限争议的频发，更为这一模式增添了不确定性。每逢债务上限谈判，华盛顿的党派僵局不仅暴露了美国对举债依赖的脆弱性，也让全球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长期稳定性产生疑虑。2023至2025年间，债务上限危机多次将美国推向违约边缘，虽最终总是靠增加债务上限化解、却逐渐动摇了市场信心。若未来这类争议持续发酵，或国际社会加速多元化储备，美元的独霸地位可能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川普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却没有在审慎思考的状况下，就打算开启全球性的贸易壁垒、导致各国对美元的信心瞬间滑落，因此导致川普不得不暂停对全球多数国家的关税壁垒，仅维持对中国的高关税，试图以谈判重塑贸易格局。此举短期缓解市场对美元信用的疑虑，却也为美元霸权增添变数──现在市场担心，若90天谈判无果，关税重启可能引发报复，推高美国通胀与债务压力，连同债务上限争议的阴影，可能动摇投资者信心。中国的对抗与盟友的疏远，亦可能加速去美元化趋势，川普想要再起战端，就必须要多审慎思考后果。

身为美国总统，想做就做可能是一个极度危险、也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危机做法。

财经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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