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日，喜获二孩的安徽省合肥市的秦步洲、李远琴夫妇一家4口在家里合影。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新华社发

    核心阅读

    二孩出生数量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

    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林（化名）和妻子一年前下定决心，生下第二个女儿。“生孩子前，我就跟爱人商定，二孩出生后她就不要工作了，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王林坦言，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决定是否生二孩的主要制约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来，虽然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但像王林这样下定决心生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作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愿意生二孩”，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多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随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会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同时，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的滞后性，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人口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一年前痛下决心生下二孩的王林，如今越来越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孩生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变得懂担当、会分享了，家里更热闹更温馨了。”

    王林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周围朋友、同事选择生二孩的不少。当然，很多人一开始还是比较犹豫的，怕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怕孩子没人照看、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林看得很开：“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她健康成长就行。”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并不像王林这样看得开，诸多现实压力让他们打消了生二孩的想法。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陈静最近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二孩。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照顾二孩比较吃力，也怕影响到家庭和睦；再加上我身体不太好，属于高龄产妇，就放弃了。”

    据她估计，周围很多准备生二孩的朋友，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精细了，养两个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此前一孩生育率变化很小，但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

    “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

    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王广州说。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900万至1000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500万至600万左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万左右。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

    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也不大了。”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视起来。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多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生二孩与否主要看家庭成员的意愿、经济能力和现实条件。养育成本、由谁来带、职场压力……一连串问题使很多想生二孩的家庭望而却步。

    王林说，婴幼儿托管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婴幼儿托管行业发展滞后，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很多孩子往往只能在家待着，由老人或家人专门照看。

    可见，只有解决了人们生育前后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才能让更多人“敢生二孩”、“愿生二孩”。

    为此，今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包括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

    6月29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该报告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孕产医护水平、优化幼儿养育环境。

    8月2日，湖北省咸宁市出台全面两孩配套政策，鼓励将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同时报销费用，试行弹性工作制等。

    而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再配置。”王广州说。

    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穆光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