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文艺政策引领文艺繁荣（逐梦40年）

    改革开放以来，党从波澜壮阔的变革实践出发，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对文艺政策进行必要调整，使文艺导向更科学、更精准，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持续健康繁荣发展

    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重要调整，由此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激活了文艺生产力，拓宽了创作题材，深化了创作主题，丰富了创作风格，开创了现实主义文艺复苏的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重要的途径之一是政策导向。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其实，政策也关乎党领导的文艺的生命。历史经验雄辩证明：政策正确，文艺繁荣；政策失误，文艺受挫。改革开放以来，党从波澜壮阔的变革实践出发，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对文艺政策进行必要调整，使文艺导向更科学、更精准，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回顾总结40年来党制定执行文艺政策的丰富实践和经验教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的成果，对于我们面对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做到要在守正、贵在创新、重在实践，极有禆益。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进入新时期，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面对这一全局性的重要历史转折，文艺要彻底冲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威逼文艺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的樊笼，根本改变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必须对文艺政策进行重要调整。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欲提升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首推文艺”。为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历史转折的需要，从政策导向上解放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和文艺生产力，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极具胆识、石破天惊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随即，《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取代过去在抗日战争环境中“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提法（必须指出，当时这样提是有历史缘由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和平建设实践已经证明：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既在理论上欠科学，又在实践中见弊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愈文明，社会愈发展，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多样化。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多种方式都需要，都各司其职，或作用于物质世界，或作用于精神世界，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战争环境强调政治，确有必要。和平建设环境，则应力戒简单地以政治思维取代艺术审美思维把握世界。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就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由此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激活了文艺生产力，拓宽了创作题材，深化了创作主题，丰富了创作风格，开创了现实主义文艺复苏的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伴随思想解放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是在党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政策导向下取得的。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持续健康繁荣，党又及时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伴随思想解放，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日益丰富多样，曾一度出现题材选择失衡、时代主旋律欠响的倾向。在反对“题材决定论”之后，又出现“题材无差别论”。题材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一切的。即便是重大题材，在平庸的创作者那里，可能也会写得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艺术感染力，诚如茅盾先生当年批评某些作家艺术家“糟蹋了题材”；相反，即便很小的题材，在高明的创作者那里，也可能开掘出深刻的时代主题，如鲁迅先生的著名短篇《一件小事》，就是通过人力车夫撞倒一位老妇人后车夫与“我”的不同态度这一小题材，开掘出“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这一“知识分子应当向工农大众学习”的时代主题。可见，主旋律只是指题材，更重要的是指创作主体灌注在创作全过程中的对时代、对人民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这就是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深刻阐明的政策性导向的“四个一切”——“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就导引作家艺术家全面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在创作中既努力做到旗帜鲜明地弘扬时代主旋律，又充分施展审美才华，实现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促进文艺讴歌时代，礼赞英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持续繁荣。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尤须强调文艺的人民性。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政策导向上不断强调要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要反映好民生、民情、民意，敢为人民鼓与呼。这既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前途命运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厚望文艺家“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更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反复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正是在党的“二为”方向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精辟论述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真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不仅“身入”，而且“心入”“情入”，创作出一大批不负时代召唤、无愧人民期望的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谱写新时期、新时代人民文艺的新篇章，迎来共和国文艺史上绚烂多彩的春天。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新情势，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势必要做出新的调整，其中聚焦于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并明确文艺批评的标准，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文艺必须面对市场、面对受众，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一部受众很少或者没有经济效益的文艺作品，是很难发挥其社会效益的。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甚至唯票房、唯码洋、唯收视率、唯点击率即唯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甚至牺牲社会效益，那就完全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宗旨。因此，党从文艺政策导向上，一再强调务必认识和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针对在建立和逐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文艺战线反复出现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思潮和做法，从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一切有责任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把自己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开始，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多次强调文艺作品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社会效益是最高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更是精准分析、反复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因此“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申“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言之谆谆，其意切切。

    与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一文艺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毋庸否认，忽视社会效益、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并导致低俗、庸俗、媚俗流行以致败坏国民精神素质、审美修养的那股文艺思潮，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片面夸大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有关。从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即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都是坚持在创作美学范畴里就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来科学确立标准。观赏性并不属于创作美学范畴而属于接受美学范畴，它不像思想性、艺术性是存在于作品中的恒量——其内容表现的历史深度与广度决定思想性，其形式达到的审美水平决定艺术性，它是作品之外的观众的接受效应变量——同一作品因人而异，不同人生阅历、文化素养、鉴赏情趣的人自有不同的观赏需求；同一作品因时因地而变，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化语境下自有不同的观赏效应。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创作者为赢得市场份额强调观赏性，愈演愈烈，发展到盲目追求观赏性，以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种教训，需要汲取。2015年10月3日，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认真落实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重申“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所有这些，都从文艺政策和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思维上廓清认识，为创作实践指明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领会、践行党的文艺政策的过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把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把提高质量当作文艺作品的生命线，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努力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面向伟大复兴中国梦

    “坚定文化自信”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第一条希望便是“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对后两种文化的自信，已有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则专门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从政策上作出精辟阐释和全面部署。习近平同志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更是打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文化眼界，匡正过去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模糊认识，清醒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强大生命力，认识其对于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作用和对于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作用，从而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努力使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思想理念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丰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思想修养和人生境界，又大大拓展自身的创作题材视野、深化作品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无疑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强劲活力。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制图：蔡华伟

    仲呈祥